2024-10-16
作 者张敏强，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引用格式：张敏强. 高考改革需要关注的四个问题[J]. 中国考试, 2024(10): 13-15.在本次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深刻阐述了新时代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部署，强调了教育是实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先导任务、坚实基础、战略支撑。他特别强调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的重要性，这不仅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战略需要，也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关键所在[1]。拔尖创新人才的精准选拔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前提。这意味着需要构建一个科学、公正、透明的选拔机制，以确保具有创新潜力和学术追求的人才得到有效的识别。2014年以来，已有29个省份分五批启动高考综合改革，涵盖了从科目设置到评价体系的全方位变革。改革的核心在于实现人才选拔模式的转变，既有国家层面的统一命题和考试科目，又有各省（市、自治区）自主组织的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命题。这种方式既保证了国家教育的基本标准，又赋予地方一定的自主权，以适应不同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和学生能力特点。这种多元化的命题和考试组织模式，旨在更精准地评估学生的学业成就和发展潜力，促进学生发展。然而，改革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遇到挑战和问题。应正视这些问题，并在实践发展中寻求解决方案，以确保改革目标的实现。一、高考改革中的测评模型问题 高考改革的核心在于实现从单一的考试评价模式向多元化评价体系转变。这一转变体现在考试科目的选择性上，如“3+3”和“3+1+2”选科模式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选择考试科目，从而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同时，改革也强调重视基础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以及拔尖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从等级评定的角度来说，选择考归属于标准参照测验；但改革方案又规定选择考的成绩经过等级转换后，需进行等级赋分，并与语数英统考科目的原始分数相加，作为招生录取的依据。在此情形下，选择考科目又兼具常模参照测验的属性。所以，改革后的选择性考试具有标准参照与常模参照并存的特点（中考两考合一也具有这个特点）。现有的测评模型，如CTT和IRT，虽然在教育测评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但在面对高考改革中出现的标准参照与常模参照并存的复杂情况时，仍显不足。同时，CTT的试题参数估计以及试卷的信度、效度评价指标都不足以解释目前高考改革中标准参照与常模参照并存时的参数估计。而命题教师也难以把握哪些是标准，哪些是常模，这是全世界大规模高利害考试中所独有的现象。尤其是我国每年参加高考的人数超过1000万，考试测评研究者有责任对此开展研究，创新或者研发标准参照与常模参照并存的考试模型，为高考改革、拔尖人才选拔提供理论方法和依据。二、学生综合评价增强科学性的问题高考综合改革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核心任务之一是实施综合素质评价，以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综合素质评价的实施，旨在打破传统的唯分数和“分分计较”的局限，实现从单一的考试成绩评价向多元化评价体系的转变。综合素质评价的实施，首先需要转变评价观念，强调立德树人、全面发展。这要求教育者不仅仅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还要关注学生的思想品德、身心健康、艺术修养和社会实践等多方面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从传统的以变量为中心的统计模式向以个体为中心的统计分析模式转变，以便更全面地了解和评价每一位学生的特点和潜力。以变量为中心的统计模式只能对考生的考试成绩进行比较排序，无法进一步呈现考生的内在表现；而以个体为中心的潜变量统计分析模式则能够更好地利用多维考评数据，从多个角度分析和描述每位考生的特长和优势。这种模式不仅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还将学生的课堂表现、团队合作能力、创新思维、领导力等多方面的能力和素质纳入评价范围。通过这种方式，教育者可以更准确地识别和培养学生的发展潜力，为其个性化发展提供辅助和引导。三、信息技术的应用问题高考综合改革赋予各省级考试机构以命题自主权，但高考作为国之大考的特殊性及社会关注度使得命题工作成为一项高风险且责任重大的工作。例如，命题的科学性、试题内容的适宜性、难度的合理控制、组卷策略的优化、命题教师管理乃至试题试卷评价等，都给各省市考试机构及命题教师带来极大挑战。为此，有必要在国家层面组建专家队伍，开展考试方面的新技术、新算法研究，在命题、组卷以及考试过程的各个环节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为高考改革的纵深推进提供技术支撑。四、选择考与赋分模式引起的选科及科目组设置平衡问题在高考综合改革背景下，选科平衡性问题关系到高等教育学科设置调整和人才培养模式，关系到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效果。“3+3”选科模式在改革初期实施过程中，由于学生和家长的功利性选择，导致物理等关键学科的选考人数断崖式下降，这不仅影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也对国家的人才培养战略和供需适配造成不利影响。为解决这一问题，后续改革省份采用“3+1+2”模式，通过规定物理或历史成为必选科目，确保了学生在理工科或人文社科领域的基本素养，同时也减少了选科组合的数量，降低了中西部地区高中教学组织的复杂性。然而，即使是在“3+1+2”模式下，也出现了个别地区化学科目被弃选的问题。这警示教育管理部门要从更宏观的角度来审视和调整选科指导政策。教育部门和高校要根据国家发展战略、人才需求和产业布局细致调研分析，设计出更加合理、公平的科目组设置。这不仅涉及高中教育的课程设置，也关系到高校招生专业的选考科目要求。通过明确各专业的选科要求，可以有效引导学生进行科学合理的选科，确保学生的知识结构能够满足未来学习和职业发展的需要。此外，为进一步提升选科的平衡性和科学性，教育部门和学校还要加强对学生生涯规划的指导，帮助学生和家长理解不同科目组合的长远影响，减少功利性选科行为。综上所述，教育强国建设是一项系统而艰巨的工程，需要教育测评理论方法的创新、教育实践的探索以及教育政策的持续优化。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吸纳国内外先进教育理念和测评技术，不断推进高考制度的科学化、规范化和现代化，朝着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扎实迈进。 参考文献略。 (免责声明：本文转载于《中国考试》公众号，版权归属于原作者，文中观点与本栏目无关，如涉侵权，联系立删！）
2024-10-16
余世友：华中师范大学琼中附属中学历史高级教师，琼中县历史兼职教研员，海南省中学历史骨干教师，阜阳市历史骨干教师、市历史优质课一等奖、市学科带头人、市优秀教师、阜阳市名师、市优秀班主任。曾参与高考历史命题，多次参加高考历史阅卷工作。在《中学历史教学参考》《中学历史教学》《教学考试》等历史杂志发表数篇文章，对高中历史教学和新高考及其备考有一定的研究。程世高：一级教师，海南省教育学会中学历史教学专委会副秘书长，海南省高中历史骨干教师，海口市中学历史兼职教研员，已主持或参与七项省级课题研究，在《历史教学》《中学历史教学》《青年教师》《新教育》等杂志发表文章多篇，被人大复印报刊《中学历史、地理教与学》全文转载一篇，曾荣获2016年、2018年全国高中历史优质课评比一等奖，2017年度“中国好老师”优秀育人案例一等奖，第一届海南省基础教育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及2022年海南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随着高中课程改革和高考改革的推进，地方分省命制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试题的省份也在不断增加。2019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从命题的依据、内容、形式和难度设计等方面明确了对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的要求，指导命题责任部门在确定的考试制度框架下完成命题任务。《指导意见》要求：优化考试内容，突出立德树人导向，重点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试题形式，加强情境设计，注重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增加综合性、开放性、应用性、探究性试题。分省命题时，各省会利用本省地方特色文化资源，设置新的情境，并结合高中历史主干知识命制出富有本省特色文化、贴近考生和生活气息的试题，培养学生家国情怀素养。为此，笔者梳理和统计部分单独命题省份有关具有本省特色文化的试题情况，进行分析，以便更好地复习备考。近三年分省命题有关地方特色文化考查的特点从表1可以看出，2021年地方命题中有地方特色文化增加到八个省份，2022年涉及四个省份；2023年目前公布的试题中涉及三个省份；从题型来看以选择题居多兼有非选择题。2021年两种题型都有，2022年主要是选择题；2023年两种题型都有。从考查的内容时段分布来看，中国近代史所占比重最多，中国古代史次之，中国现代史相对较少。根据表中的相关内容可以概括特点如下。1.隐性或直接介入时政、学术热点【典例1】（2021·广东卷·10）1957年创办于广州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在新中国外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周恩来指出：“一年两次的广交会是在我们被封锁的情况下不得已搞的，我们只好请人家进来看。”由此可知，广交会的创办（ ）A.扩展了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渠道B.强化了与苏联的经贸联系C.突破了计划经济对外贸的束缚D.加速了不结盟运动的进程试题隐性介入热点，追溯广交会的渊源，试题提供了1957年创办广交会的背景，此举措是为了拓展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渠道。题目提供的干扰选项考查了中苏经济关系、计划经济体制、不结盟运动等相关知识。2.对于中国古代史的考查侧重于本省的重要历史人物、事件和地方社会生活习俗【典例2】（2023·湖北卷·5）科举及第人数是衡量区域社会流动、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等程度的重要指标。下图为明代湖北进士及湖北籍人物著作分布情况。由此可见（ ）A.人文环境与人才选拔相互影响B.交通条件制约人才分布的格局C.政区等级与文教水平保持一致D.文化成就与人口升降密切相关本题以明代湖北进士及湖北籍人物著作分布情况为素材考查影响人才选拔和人文环境的关系。此题同时考查时空观念、历史解释和唯物史观等历史学科核心素养。3.对中国近代史的考查侧重于本省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侧重于革命文化、红色文化、爱国主义【典例3】（2022·海南卷·7）1924年，共产党员罗汉、王文明、王大鹏等在海南创办农工职业学校。学校开设栽培、染织、雕刻等课程，同时讲授社会发展史和政治常识，并介绍共产主义和新三民主义。1926年春，增设政治课，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此可知，该学校的创办主要是为了（ ）A.立农务本，学以致用B.实业救国，富裕海岛C.普及教育，发达文化D.扶助农工，唤醒民众本题体现了红色文化和革命文化，该题以在海南的共产党员“创办农工职业学校”“同时讲授社会发展史和政治常识，并介绍共产主义和新三民主义”为素材，其目的主要是帮扶农工，提高他们的职业能力，同时通过思想教育唤醒他们的政治意识。同时考查实业救国思潮、重农抑商政策、唯物史观和历史解释素养。4.对中国现代史的考查侧重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史 【典例4】（2022·重庆卷·9）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后，重庆市军管会在接管城市时明确要求：对旧政权人员一概不许称伪人员，对企业生产机关必要时可冠以“原”字，对学校除需要更改名称的外，仍称原名。这些要求（ ）A.体现了民主集中的工作原则B.贯彻了团结建国的精神C.落实了爱国统一战线的方针D.适应了三大改造的需要本题以重庆军管会对城市各方面改造为素材，考查新中国发展史。该题反映了过渡时期地方政权如何对旧政权改造，对企业进行民主化改革，对学校教育权回收等，体现了我党的灵活政策和贯彻团结建国的精神。同时还考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原则、爱国统一战线、三大改造和历史解释素养。5.考查的形式多样，材料丰富，题型灵活【典例5】（2021·河北卷·17）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材料 下图为河北省部分文物单位分布示意图。围绕“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从上图中任选一处文物单位，结合所学知识，举出一条与该文物单位所蕴含历史信息密切相关的重要史实，并加以阐释。（要求：①写出所选文物单位和与其对应的史实；②阐释须包含所举史实的历史依据以及对该史实的评价；③紧扣主题，持论有据，论证充分，逻辑清晰）本题以河北革命红色文物为素材，材料新颖，考查主干知识，贴近当地学生的生活实际，采用开放的试题设问方式，使学生有话可说、有内容可写，材料主要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斗争状况，考查中国共产党发展史和红色文化、革命文化，同时培养学生的时空观念、历史解释、史料实证素养。应对地方特色文化融进高考历史试题的备考策略针对分省命题中地方特色文化融进高考历史试题的特点，因此在历史复习备考中要加以关注并要有针对性措施，笔者根据研究情况，以海南省相关内容为例，提出以下几点备考策略。1.关注天下大事，瞄准本省重大时政要闻在复习备考中要关注本年度发生的重大时政要事，如海南自贸港重大的历史事件，2025年海南要全岛封关和在海南琼海举办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凸显“海南元素”“海南特色”。在复习备考中要讲清楚2025年海南全岛封关的含义以及与学科知识的相关联的知识。如：因此不但要了解海南全岛封关的含义而且要知道这一重大决策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大意义，与历史学科新时期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积极参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的增长作出中国贡献和提出中国方案的相关知识联动，也可以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2.中国古代史——分类整理、紧扣学科主题在高考历史复习中可以关注本省的政治家、思想家、文人、科学家，可以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进行分类，关联历史教学主题，如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在传统文化发展上作出贡献的思想家，推动当地科技发展的发明家等。还要关注当地风俗和文化遗产，形成的过程及特点。3.中国近代史——抓住阶段主要矛盾，梳理革命事迹（以海南为例）上述知识一方面通过教师梳理讲解让学生分阶段进行记忆，特别要定位这些历史事件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此阶段的主要矛盾如在国共十年对峙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伴随着日本的侵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在逐渐上升；在抗日战争时期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在解放战争时间又变成国共两党的矛盾。为了加深对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印象，可以利用寒暑假期让学生进行调研，参观或瞻仰中共琼崖一大旧址、红色娘子军纪念园、云龙改编旧址、琼崖革命烈士纪念亭、定安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白沙起义纪念馆，重温那段艰苦而峥嵘的岁月。4.中国现代史——扣准历史主线、紧抓时代脉搏在中国现代史复习中，围绕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这个历史主线，可联系过渡时期、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一五”计划、三大改造时期、十年建设时期与海南相关的重大工程、典型的事件和人物，结合所处的时代阶段特征，说明这些历史人物、事件、工程所赋予的时代意义，如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特别要关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国内外意义，一方面反映了我国改革的深入、开放的深化，又能培养学生国际视野和全球化的眼光。随着新教材推广、新课标贯彻以及新高考改革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省份加入了分省命题的行列，分省命题中往往结合本省地方特色文化，融进本省文化元素，突出本省的特点，这是命题的一大特点。如何在备考中针对命题特点，提出针对性复习策略，值得我们中学历史老师和教研员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本文为海南省教育科学规划2022年度课题“基于教学评一致性的初高中历史教学衔接研究”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QJY20221038】（免责声明：本文根据《李长建备考公众号》整理，转载只为交流与分享，版权归属原作者，文章观点与本栏目无关。如涉侵权，联系立删！）
2024-10-14
原创 中国考试 中国考试 2024年10月14日 10:47 北京专题：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编者按：2024年9月9日，全国教育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次大会是对新时代新征程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动员部署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全面总结了新时代教育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格局性变化，系统阐释了教育强国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路径，深刻阐述了教育强国建设要处理好的重大关系，系统部署了全面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总书记的讲话清晰擘画了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图景，为建设教育强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深入学习贯彻教育大会精神和重要内容，探讨新形势下教育考试与评价改革方向与重点举措，本刊特邀请了九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结合大会精神发表认识体会、探讨改革难题、提出观点建议，并汇编成一期专家笔谈，以飨学界与广大读者。关键词：全国教育大会；教育强国；教育现代化；考试评价改革；拔尖创新人才；数字化转型；高考综合改革；测评技术；人工智能；学业评价；人才评价；科学教育；核心素养以考试评价改革推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作 者褚宏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国家督学。引用格式：褚宏启. 以考试评价改革推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J]. 中国考试, 2024(10): 9-11.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统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1]。这些要求的聚合点，就是培养出拔尖创新人才，尤其是科技英才。“全链条”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不仅包括大中小学阶段的教育，也包括走向职场后的人才使用，“育”和“用”要有机结合、统筹推进，才能多快好省地培养出能够产出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的拔尖创新人才。不论是“育”还是“用”，评价与考试考核都是“指挥棒”，会对教育的发展方向、人才的发展走向产生根本性影响。教育领域考试与评价中的唯分数、唯升学，科研与人才评价中的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都不利于人才的识别、选拔与培养，都需要进行深入改革。第一，在大中小学推进核心素养导向的考试评价改革，引导教育教学培养适应学生个体终身学习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21世纪核心素养。核心素养不是某一个国家提出来的，而是众多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在20世纪至21世纪之交先后提出的，是为了适应全球化、信息化、知识经济等大变局而提出的，因此又被称为“21世纪素养”。核心素养的提出，是世界范围内教育目标的升级改造。2014年，我国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要求在大中小学各学段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2]。这标志着我国进入新时代以后，教育质量观、人才观发生重要转折与重大升级。2022年，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明确要求考试评价改革必须强化素养导向，全面推进基于核心素养的考试评价[3]。而且，这种考试评价并不只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开展，还要延伸到各级各类学校。核心素养主要包括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合作能力、交流能力、信息素养等，其中创新能力是一个人主体性与综合素质的集中体现，是核心素养中的核心，也是我国学生素质的短板。推进核心素养导向的考试评价改革，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必须将对核心素养尤其是创新能力的考查转换为可观测的外显表现，进而开发相应测量工具，通过终结性、表现性评价等手段开展评价。中高考要改革，考试题目要优化改进，要更多体现核心素养导向，要让考试分数有更高的素养含量。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考试评价改革不能只涉及中高考之类的升学考试，还应包括各级各类学校内的各种大大小小的考试、测试与评价，包括班主任写操行评语、科任教师对学生的日常测评等，这些都要体现核心素养导向尤其是创新能力导向。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评价合力与教育氛围。第二，改革强基计划招生方式，突出针对创新能力的考试评价。强基计划于2020年启动，是我国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大举措之一，目前全国有39所高校的13个专业大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招生录取中，高考成绩占85%，校考成绩占15%，校考由各高校自行组织，包括笔试、面试与体质测试等内容，五大学科竞赛成绩在校考成绩中占据重要地位。强基计划的实施有力促进了我国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面向未来，强基计划还需要进一步强化创新人才培养的方向与导向，不断完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首先，要改革过于偏重学科成绩的现有做法，借鉴国外识别资优学生的成熟经验，除高考、校考及学科竞赛成绩外，把学生的智商（一般智力）、创新能力、学习动机等三项内容也纳入考试评价范围。其次，给予招生高校更多的自主权。提高校考成绩占比，可以由15%提高到25%甚至更多。加大对于“偏才”“怪才”的招生力度，比如，若数理化单科成绩特别突出，可以优先录取或降低总分要求。此外，有些中学把强基计划视为降分录取手段，不支持甚至阻止优秀学生参加强基计划考试招生，对此需要提出明确的干预措施。与此相似的一个问题是，旨在选拔一批品学兼优的中学生参加科学研究、学术研讨和科研实践的中学生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养计划（简称“中学生英才计划”）因不与高考挂钩，所以许多中学、家长不愿支持优秀学生参与。鉴于此，建议将中学生英才计划与强基计划招生适度关联，将前者作为招生的重要参考因素，以吸引更多优秀学生参与，从而提升他们的创新能力。第三，深化“破五唯”改革，建立健全有利于科技创新、有利于科研人员创新能力提升的科研评价制度。“五唯”导向的科研评价以统一、量化为特征，尽管在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重形式轻内容、重短期轻长远等问题，严重影响科研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2018年，我国“破五唯”政策启动，迄今已有六年，相关工作取得初步成效，但还存在“上热中温下凉”问题，标准与制度尚不健全，尤其在引导科研人员追求卓越价值导向方面尚未有根本好转，“破五唯”治理需持续深化。首先，进一步明确分类评价标准，重点明确不同类别成果的创新水平、质量、实效和贡献的细化评价标准，尤其是应用研究、技术发明、成果转化的衡量标准，通过“立新标”推进“破五唯”走深走实。其次，改进评价方式，提高评价精准度和公平性，不再只以数量论英雄，更加注重科研成果的质量、创新与贡献。同时，建立长效评价机制，适当延长评价周期，减少评价频次，注重评价实效。最后，推进开放评价，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评价体系，打破政府评价为主的格局，压减政府主导的各类评价数量，同时大幅增加基层单位评价、同行评价、用户评价、市场评价比重，坚持“谁使用谁评价”，赋予用人单位充分的评价自主权和资源分配权，把“帽子”变成“凳子”，有岗位才有待遇[4]，使人才成长与单位任务更好地协调统一起来。参考文献略。 2024nian
2024-09-10
原创 中国考试 中国考试 2024年09月06日 16:45 北京引用格式：王新凤：高考综合改革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基于大型问卷调查数据[J]. 中国考试, 2024(9): 1-11.作 者王新凤，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摘 要：高考综合改革注重顶层设计、问题导向、试点先行、多元参与，逐步进入全面实施的新阶段，而政策评估贯穿于政策执行的全过程。基于对改革省份的长周期、大规模跟踪评估调查发现，新高考基本实现了既定改革目标，并产生了一定的政策溢出效应。随着高考政策的逐步优化，人民群众对高考的满意度和获得感稳步提升，而高考制度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并存问题则成为当下教育治理的难题。未来高考改革需进一步增强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加强国家和地方层面的资源投入与政策统筹协调。关键词：高考综合改革；政策执行；政策评估；实施效果2014年9月3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下文简称《实施意见》），启动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1]。改革围绕改进招生计划分配方式、考试形式和内容、招生录取机制、监督管理机制等任务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并开展试点。此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对于我国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考试评价、教育治理等多方面产生影响，可以说对教育领域进行系统性、格局性重构，被称为自恢复高考以来最全面、最系统、最深刻的一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2]。新高考十年的实施过程和效果究竟如何，取得了哪些方面的成效，还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未来高考改革向何处去，是总结回顾高考综合改革十年进展必须回答的问题。一、高考综合改革推进过程与评估方案（一）高考改革实施过程回顾2014年，按照《实施意见》要求，上海、浙江率先启动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在选择性考试科目设置方面，分别实施“6选3”和“7选3”的科目设置方式；在考试次数方面，上海在外语科目中实施一年两考，浙江在外语和选考科目中都实施一年两考；在志愿填报方面，上海实施“院校专业组”的填报方式，浙江实施“专业（类）+志愿”的填报方式；在综合评价招生方面上海和浙江均有探索，浙江除省外高水平大学外，还在省内数十所高校实施“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实施范围较广。上海、浙江作为首轮试点省份为后续改革省份实施新高考提供了经验借鉴和参考。2017年，北京、山东、天津、海南第二批试点省市启动高考综合改革，在考试科目设置方面采取“6选3”的模式；在考试次数方面只在外语科目或者外语听力中提供两次考试机会；在考试时间方面，将选考科目与统考科目放在同一时间段进行；除山东部分高校实施综合评价招生外，其他省份尚未按照“两依据一参考”设计进行综合评价招生；在选考科目等级赋分制方面，第二批试点省市进一步优化，形成了等级内固定分值赋分和等级内线性转换赋分两种方式。各省赋分的等级划分方法不同，这些做法为第三批改革省份提供了路径参考。2018年，河北、辽宁、江苏、福建、湖北、湖南、广东、重庆等八省市作为第三批省份启动高考综合改革，高考综合改革从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扩展，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为缓解前期试点省份物理选科人数大规模下降带来的社会焦虑，也为适应中西部地区基础教育资源的薄弱现状，第三批改革省份均实施“3+1+2”的考试科目设置，以减少改革阻力。在考试时间、考试次数等方面与第二批改革省份一致，在志愿填报方面包括“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学校”等不同方式，其中江苏、广东部分高校采用综合评价招生模式。2021年，黑龙江、甘肃、吉林、安徽、江西、贵州、广西等七省份启动高考综合改革；2022年，山西、河南、陕西、内蒙古、四川、云南、宁夏、青海等八省份启动高考综合改革，此十五个省份延续“3+1+2”的考试科目设置方式，志愿填报倾向于选择“院校专业组”方式，尚未实施综合评价招生。（二）高考政策评估方案开展高考改革政策评估是科学决策的需要，是试点试验、引导理性社会舆论的需要，也是基于中国经验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进行理论创新的实践探索和尝试。高考改革政策评估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政策执行过程进行跟踪评价，了解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加强相应的保障措施和进行政策调整。按照评估主体划分，高考改革政策评估可以分为官方评估、自我评估和第三方评估三种类型；按照政策执行的过程划分，可以分为预评估、执行评估、效果评估等。高考综合改革启动之前，教育部组织相关司局、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及相关专家团队对改革实施的基础条件进行预评估，改革政策执行过程中及改革落地之后，也会组织相关专家对改革实施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同时，有条件的省份进行自我评估或者委托第三方评估。例如，浙江省基于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同步实施改革试点跟踪调研和评估工作[3]，先后多次进行自我评估，并分别于2018年、2019年、2024年委托北京师范大学研究团队进行第三方评估。政策评估活动贯穿于高考综合改革政策实施的全过程，见图1。改革试点和全面实施之前的预评估可以客观评价改革的基础条件是否具备，为政策执行提供基本条件保障；改革过程中的执行评估有助于改革平稳推进；而新高考落地之后的实施效果评估则可以为优化试点方案及后续省份制定方案提供借鉴。政策评估使高考改革方案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落地之间形成了内外部循环系统，内部循环有助于本轮改革省份方案完善和切实执行，外部循环可以为后续改革省份提供参考。北京师范大学研究团队自2014年以来对已经启动高考综合改革的省份保持了不同程度的跟踪评价，既作为专家团队参与教育部组织的官方评估，也受教育部及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委托进行多次第三方评估。在第三方评估过程中，构建了包含三阶段、四要素、五主体的高考改革政策评估框架[4]，即在高中教学阶段、考试招生录取结束后、高校教学阶段等改革过程中的不同时间节点，从高中教师、高中学生、高中家长、高校教师、高校学生五类利益相关群体视角出发，评价高考改革的目标、改革措施、实施效果及保障条件四个要素。团队运用问卷调查和焦点组访谈等方法，先后获得有效调查问卷87万余份（部分问卷数据见表1），访谈人数逾千人次，为系统全面评估高考改革过程提供了数据和意见支撑。本研究主要基于历次问卷调查结果，从五类利益相关者视角评价高考综合改革的目标达成度、措施认可度、效果满意度及保障程度。二、高考综合改革的实施效果评估（一）改革目标达成度高考综合改革具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主要针对社会反映较为强烈的问题，如“唯分数”影响学生全面发展，“一考定终身”使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区域、城乡入学机会存在差距，中小学择校现象较为突出，加分造假、违规招生现象时有发生[1]等。为解决这些问题，新高考方案在招生计划分配、考试内容与形式、招生录取机制、监督管理机制方面采取了系列改革措施。例如，针对“一考定终身”的问题，探索选择性考试科目、多次考试机会、平行志愿填报模式、综合评价招生等，在考试科目、考试次数、志愿填报、录取模式等方面给予学生多次选择机会，克服传统模式弊端。改革的基本原则或价值目标是促进学生健康发展、促进高校科学选拔各类人才、维护社会公平，制度目标是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从制度建设目标来看，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目标基本达成。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29个省份分五个批次实施了高考综合改革，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制度框架已然建立，健全了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体制机制，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基本形成[5]。首先，分类考试是指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逐步与普通高校本科考试分离，探索“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试评价办法，建立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考试招生制度。各省颁布了高职分类考试招生办法，在统一高考录取之外形成了中高职对口单招、高职单独招生、中高职贯通招生、免试入学或注册入学等多种录取渠道，高等职业教育分类考试招生录取人数达到60%以上，部分省份录取人数超过70%，分类考试成为高职院校招生的主渠道。其次，综合评价旨在克服“唯分数”“一考定终身”等弊端，全面考查学生的知识能力素养，将德智体美劳纳入评价体系，引导基础教育关注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新高考完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方式，探索“两依据一参考”综合评价招生等系列措施，转变简单以考试成绩作为唯一标准的招生模式。最后，多元录取改变过去主要基于统一高考录取的单一模式，探索综合评价招生、强基计划、高职提前招生、高职单独考试招生、专项计划等多元选拔录取模式，为学生开辟多条升学路径[6]。如果说分类考试适应了普及化阶段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人才选拔需求，那么多元录取模式则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对各级各类人才升学和成长的需求。从价值导向目标来看，改革促进学生健康发展、促进高校科学选拔各类人才、维护社会公平的目标基本达成。近年对各省份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调查对象对“三个有利于”的改革目标达成度评价均超过75%，见图2。概括而言，促进高校科学选拔各类人才的目标达成度最高，其次是维护社会公平和促进学生健康发展。高考的首要目标是为各级各类高校选拔合适的人才，因此其首要功能就是科学选才。如上所述，新高考实施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招生模式，在选拔方式、选拔标准、选拔渠道等多方面体现科学选才的特点。以综合评价招生为例，高考综合改革启动后浙江、上海、山东、广东、江苏等部分省份和高校开始进一步探索综合评价招生，即依据考生统一高考成绩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其综合素质评价档案进行录取。其中，浙江省46所高校实施“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模式，包括浙江大学等6所省内外高水平大学。跟踪评估发现，与统一高考录取的学生相比，通过综合评价录取的学生表现出较好的学习潜力，综合素质和专业认同较高[7]，学习适应性高[8]。高校访谈案例研究也证实这一结果，高校教师和学生对综合评价招生的认同度高。（二）改革措施认可度省份根据《实施意见》规定的改进招生计划分配方式、改革考试内容和形式、招生录取机制、监督管理机制等四个方面的主要任务以及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完善中小学招生办法破解择校难题、完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规范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加快推进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深化高考考试内容改革、减少和规范考试加分、完善和规范自主招生、完善高校招生选拔机制、改进录取方式、拓宽社会成员终身学习通道、加强信息公开、加强制度保障、加大违规查处力度等15项具体改革措施逐步落实，推进本省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跟踪评估汇总了四个方面的反馈结果。第一，招生录取机制方面的改革措施认可度最高，减少和规范考试加分、完善和规范自主招生、改进录取方式等改革阻力较小。2023年对八省市五类群体问卷调查显示，对“按照物理、历史科目组合分开投档录取”“按照‘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投档”“减少和规范考试加分”三项改革措施的认可度最高，分别为92.7%、88.8%、88.3%。第二，后续改革省份各利益相关群体对调整优化后的改革措施认可度高。从2020年对北京高中教师、高三毕业生、高三毕业生家长的问卷调查来看，调查对象对“外语听力一年两次考试”“等级性考试时间定在6月份”两项改革措施认可度最高。第三，利益相关群体对政策认知影响改革措施的认可度。例如，综合评价招生模式实施范围广，各利益相关群体的认可度也比较高；但面向北京的问卷调查中，调查对象对“综合素质评价作为高等学校招生录取的参考”“综合评价录取依据统一高考成绩、学业水平考试成绩、面试成绩、普通高中综合素质评价进行录取”两项改革措施的认可度最低。同时，分别有13.3%、15.9%的调查对象对这两项措施表示“不了解”，在各项改革措施中也排名最高。第四，利益相关群体的立场影响对改革措施的认可度。不同群体对同一改革措施的认可度有可能完全不同。例如，浙江、上海、天津、海南等省市探索外语考试科目一年两考，试点省份高中教师和学生群体对外语两次考试机会的评价差异很大。其中，学生群体认为两次考试可以降低考试成绩偶然性，大多支持两次考试；高中教师群体则认为一年两次考试给高中教学秩序带来干扰，对师生带来较大备考压力和负担，因此反对一年两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首轮试点省份扩大学生科目选择权利之后，出现了趋易避难的功利化选科倾向，选择物理的人数大规模下降，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也成为教育行政部门政策调整的重点。教育部及地方层面先后出台本科专业选考指引，各省份陆续出台物理、化学选考科目保障机制，从第三批改革省份开始实施“3+1+2”考试科目设置等等。这些改革措施引导学生合理选科，从2023年八省市大二、大一、高三、高二、高一的五届学生的选考情况来看，选考物理和物化生传统理科科目组合的学生逐年增加，物理选考人数从2021年的64.2%上升到2025年的74.3%，物化生组合选考人数从2021年的23.0%上升至2025年的 39.0%（见图3）。从高中学生选科动机来看，选择物理和化学的学生多数是因为“志愿选择面广”“考虑就业和发展”，而选择其他科目多数是因为“喜欢这门学科”或者“是自己的优势学科”。高校本科专业选考科目指引等政策引导效果显现，初步实现了个人兴趣、学校专业发展与国家利益三者的统一，见表2。（三）改革效果满意度利益相关者的满意度评价是高考改革政策评估的重要视角。本研究将高中教师、高中学生、高中家长、高校教师、高校学生五大群体作为主要利益相关者，将其对高考改革的认知与评价作为评估改革成效的重要依据，有三个方面的发现。首先，第一、二批试点省市高校学生群体对高考改革的满意度最高。浙江省实施“3+3”“7选3”考试科目设置，最多有35种科目组合方式，而且外语和选考科目提供多次考试机会，实施“专业（类）+学校”志愿拟填报方式，学生群体满意度高。对浙江省、海南省的问卷调查发现，高校学生群体满意度最高。但值得一提的是，高考改革对高中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形式、教学管理等带来冲击，高中教师承受较大的压力，浙江省高中教师群体满意度较低。从2017年对浙江、上海的实地访谈结果来看，高中教师压力主要来源于学生选科偏好带来的教师结构性缺编，加重了在岗教师的工作负担；同时，改革初期因为对改革政策、考试难度等目标不明确，教师压力较大，教师绩效考核等也面临挑战[9]。其次，第三批改革省份学生群体满意度下降，高中教师满意度提升。第三批改革省份实施“3+1+2”考试科目设置，只有12种考试科目组合方式，加上部分省份或者学校实施套餐制选科走班，更多学校倾向于“少走班”或者“不走班”，学生群体随着选择变少而满意度降低。2023年对八省市的问卷调查发现，高校教师满意度略高于高校学生，高中学生群体满意度最低；51.9%的高中教师反映，自己任教的学校所有科目均固定组合、不走班，县域高中比例接近60%。有限选择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学生群体的满意度，但因降低了高中教学组织难度，高中教师群体满意度有所提升。高素质师资队伍是高考改革稳妥实施的关键，近年来对多地的实地调研发现，随着新高考、新课程、新教材的全面实施，考试命题的学科素养导向和应用性导向加强，这对高中教师教学同样带来巨大挑战。最后，随着高考综合改革政策确定性增强，学生群体的满意度稳步提升，选考科目与专业的匹配度影响了新高考生源大学生的满意度。对2020年首轮试点省份高校新高考生源问卷调查发现，增加选考科目与专业匹配程度、大学提供专业强化基础辅导对大学新生的高考改革效果满意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新高考在增加学生选择性的同时产生的重要影响是选考科目与高校专业的匹配度问题，这在前期试点省份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学生趋易避难和高校放松限选科目要求的背景下，会出现学生选考科目与报考专业不匹配的问题。学生在高校就读期间就很难适应基本教学要求，甚至出现学习困难、不得不转专业的情况。同时，部分高校为了应对学生科目选择带来的知识基础偏差，会提供专业强化基础辅导课程，通过专门辅导弥补学生因高中选科组合导致的知识结构性缺陷，能够提高新高考生源大学生的学习适应性[10]，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学生对高考综合改革效果的满意度。2023年针对八省市的问卷调查中，进一步将高校学生对高考改革的满意度细分为“改革效果满意度”“录取学校满意度”“录取专业满意度”三个维度，研究结果也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论。调查结果发现，新高考生源对高考改革满意度较高，并且在学校录取满意度和专业录取满意度方面显著高于传统高考生源。学生对录取专业和录取学校的满意度、高考改革成效的满意度会影响学生的总体学习适应性，满意度越高学生的学习适应性越好[11]。同时，生源所在地、性别、年级、家庭背景、学校类型不同的学生其高考满意度也存在显著差异，传统理科（物化生）选考科目和理工科专业就读的学生改革满意度和录取满意度更高，学生群体间的选科偏好差异影响着其对高考改革的满意度。（四）改革保障支持度高考改革政策评估主要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评价高考综合改革的保障支持度，评估结果可以为教育行政部门、考试机构、高校和高中学校加强投入和完善相应的配套措施提供参考[4]。综合浙江、北京、海南及第三批改革八省市等十一个省份的问卷调查数据来看，高中教室、课程、师资等方面的教学资源保障基本到位。但相较而言，生涯规划教育较为滞后。从2023年八省市高中教师、高中学生、高中家长、高校学生4类群体的总体视角来看，分别有80.9%、80.8%、80.2%的调查对象认为课程、教室、师资能够满足学生选课的需求，认为生涯规划教育课程和师资能满足学生发展需求的调查对象分别占77.9%、77.5%，后者较前者低两到三个百分点。从八省市高中学生视角来看，认为学校已开设生涯规划相关课程、开发了相关校本教材、具有专职生涯规划教师的学生占比分别只有52.7%、28.9%、19.3%，见表3。总体上，另外31.5%的高中学生认为自己所在高中缺乏生涯规划指导，33.6%的高中教师认为自己任教的高中缺乏生涯规划指导。从学校类型来看，县域普通高中在生涯规划教育方面更加薄弱，42.4%的高中学生反映学校缺乏生涯规划指导。高考改革实施过程中，各省加强高考改革政策解读和宣传，学生和家长了解改革政策的渠道比较多元，既有官方的高中教师、学校专题宣讲会和教育厅、考试院等官方网站政策解读，也有非官方的同辈交流、家长群交流以及网络检索等方式。但如前所述，仍有相当比例的调查对象对改革措施不了解。例如，八省市的问卷调查显示，24.3%的高中家长对本省高考综合改革方案并不了解。这反映还需不断加强对改革政策和举措的宣传、解读，降低群众对政策进行理解和实践的门槛，尽可能保障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公平性和开放性。高考综合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倒逼高校对招生模式进行变革，从浙江、海南和面向八省市的问卷调查数据来看，80%左右的高校师生都认为高校招生和人才培养能够满足新高考的需求。以八省市为例，84%以上的高校师生认为高校招生、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等能够满足新高考背景下的学生发展需求，但对高校转专业制度、学生发展指导、教学管理制度以及教学资源设备等方面的认可度要低两个百分点。与新高考相适应的高校教学管理制度、学生发展指导、转专业制度以及教育教学资源设备等都有待进一步加强。三、结论与讨论高考综合改革推行十年，基本实现了既定目标。随着高考政策的逐步优化和制度完善,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在稳步提升，正确处理高考制度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成为主要治理难题。未来高考改革需要进一步增强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加强国家和地方层面的资源投入与政策统筹协调。（一）改革目标基本实现，政策溢出效应明显全面客观地评价一项政策实施效果并非易事，但至少可以明确，新高考聚焦当时社会反映强烈的“唯分数”“一考定终身”、加分造假等问题，在招生计划分配、考试内容与形式、招生录取机制、监督管理机制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基本实现改革目标，并产生了一定的溢出效应。首先，高考综合改革是在科教兴国、创新驱动战略背景下，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高考改革理念与行动的协同推进。早在1999年发布的《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就提出“3+X”考试科目设置、考试命题能力立意、积极探索一年两次考试等方案[12]，与新高考的理念一脉相承。而学术界对统一高考制度的争论[13]、域外经验借鉴[14]以及改革方案的设想[15]等推动高考综合改革的内容进一步聚焦，新高考政策或多或少体现了这些内容。其次，从利益相关者视角来看，改革促进科学选才、维护社会公平、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的目标基本达成，尤其是促进高校科学选才的目标达成度较高，招生录取方式改革措施认可度高，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基本形成。各利益相关群体对改革效果的满意度较高。有关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结果[16]，高考综合改革在回应社会关切，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获得感方面取得一定成效。最后，新高考对整个教育体系带来了系统性、格局性变化，促进了高中教育教学内容、组织形式、育人方式的变革，倒逼高校招生和人才培养方式变革、专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促进招生评价体系转变[16]，促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21世纪以来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也呼唤建立适应素质教育要求的考试评价制度和招生选拔制度，研究者也在持续关注课程改革与高考改革的关系[17]。随着高考命题指挥棒的改变，基础教育领域育人理念、育人方式的变革更加水到渠成，高考改革在实现既定目标的同时，也取得一些政策目标之外的效果，产生明显的政策溢出效应，推进了系统协同的良性变革。当然，对任何领域的改革来说，政策目标都是有限的，不能将高考综合改革过程中教育系统的所有进步都归功于此项改革，也不能将高考综合改革目标之外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高考，对改革引起的非预期结果应予以及时关注并客观评价。（二）改革政策逐步优化，政策影响趋于稳定政策执行过程也是执行者不断加强政策学习的过程，再缜密的政策设计都需要在执行过程中予以验证。针对高考综合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国家和地方层面进行了诸多创新性探索，逐步推进改革政策的优化、制度的完善，随着改革政策趋于稳定，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稳步提升。高考综合改革政策的调整从宏观到微观都有所涉及。例如，第二批改革省市北京、山东等开始借鉴首轮试点经验，在考试科目设置、考试时间、等级赋分制度等方面均进行相应调整；针对学生功利化选科等现象，教育部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先后出台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指引，部分省份启动选考科目保障机制，引导高校合理限制选考科目和学生合理选科；第三、四、五批改革省市实施“3+1+2”考试科目设置，适应中西部地区高考综合改革基础条件现状，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减少选课走班的难度；省域内高考综合改革方案也在逐步优化，如浙江省、上海市在学业水平考试安排等方面也都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从评估结果来看，无论是后续改革批次的省份还是某个省域内，利益相关群体对做出调整之后的改革政策认可度较高。从首轮试点省市改革实施十年效果评估来看，随着改革的稳定性增强，各利益相关群体的满意度正逐步提升；从第二批改革省份利益相关群体视角来看，借鉴首轮试点经验在考试时间、等级赋分等制度方面的政策调整认可度高；随着选考指引、选考科目保障机制以及考试科目设置方式的调整，从第三批改革省市开始物理选科人数下降的问题得到根本性扭转，逐步实现个人兴趣、高校发展和国家需求三者利益的统一。需要注意的是，随着高考综合改革逐步推进，对改革效果的评估也应该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例如，第一、二批改革省市在科目选择等方面给予学生更多自主权，学生群体满意度较高，但因为改革对高中教学安排的影响较大，高中教师群体满意度低。随着改革政策调整，学生科目选择的自主权有所降低，学生群体对改革的满意度降低但高中教师群体满意度有所提高。不同地区、不同主体对新高考的评价存在明显差异[16]。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前期改革存在的问题推演到后续改革省份，也不能因为后续改革问题而否定前期改革的努力。（三）统一性与多样性并存是主要治理难题跟踪高考综合改革过程可发现，各省区面临一些共性问题，如因教育资源配置的区域、城乡、校际差异，高中教师结构性缺编、套餐制选课走班施行困难、生涯规划教育不足、学业水平考试命题质量低等问题不同程度上存在；选考（再选）科目等级赋分制度依然有待完善，对优秀考生群体的区分度有待提升；高中综合素质评价流于形式，综合素质评价档案在招生录取中尚未充分得到利用等等。然而，当前最值得关注的仍是如何妥善处理高考制度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关系的问题。新高考在克服统一考试弊端、破解“一考定终身”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与此同时，高考制度的多样性特征日益突出，即各省改革方案和进度不尽一致；“3+3”“3+1+2”“3+文综或理综”等考试科目设置方式并存；“专业（类）+学校”“院校专业组”等平行志愿填报方式并存；部分省份探索外语等考试科目多次考试机会，但多数省份只有一次考试机会；形成统一高考、综合评价招生、强基计划、高职分类考试招生等多元录取机制，职教高考也存在高职对口单招、高职单独招生、中高职贯通招生、免试入学或者注册入学等多种录取渠道，即便同样是中高职对口单招，也存在单考单招、高职对口单独考试招生、高职统一考试招生、对口升学考试招生、全省统一技能高考等不同名称。由于改革方案和改革进度存在差异，完全不同的问题如重文轻理或重理轻文的倾向在各地同时存在，高考改革和改革政策评估的复杂性增强。新高考启动之前，社会舆论和学术争论的焦点是“统独之争”，即统一考试与高校单独考试之争，认为兼顾统一性与多样性是高考改革的发展方向[13]。而今高考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矛盾成为现实的治理难题。例如，如何在保障发达地区改革先进性的同时引导中西部省份改革同步跟进，如何在统一高考制度之外进一步拓展拔尖创新人才上升通道，职教高考制度如何在地方多样化探索的基础上建立相对统一的国家制度框架，等等。如何既能维护统一高考制度的稳定性、公平性不动摇，同时又能够给予地方政府、高校更多科学选拔各类人才的自主权，是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的重点。（四）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面向未来，高考改革的系统性增强，在保持改革稳定性的同时，保持改革韧劲，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未来高考改革的基本方向[18]。国家和地方层面均应进一步加强资源投入和政策的统筹协调，尤其是需要加强应对高考改革统一性与多样性矛盾的能力。第一，建立高考制度统一性与多样性并存的动态调整机制，在保持高考总体制度框架统一性与公平性的基础上，允许地方政府和高校在考试科目设置、招生录取方式方面进行制度创新，并及时吸收各地改革经验，促进高考制度的整体优化。第二，针对高考综合改革实施进度，建立差异化改革支持政策。对于率先启动改革的发达地区，在保持公平性的前提下给予其更大改革自主权，鼓励探索更深层次的制度创新；对于改革基础相对薄弱的中西部地区，给予更多政策倾斜，加大教育资源投入，提升教师队伍水平，提升命题质量，促进改革措施全面、稳妥落地。第三，完善职教高考制度框架以及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分类考试制度。在尊重地方办学自主权的基础上，应建立相对统一的国家制度框架，提供政策引导和规范，确保不同地区职教高考改革举措在标准化、衔接顺畅等方面达到基本一致，为学生公平选择职业教育机会创造条件。第四，拓展拔尖创新人才选拔通道。在统一高考制度框架之外，进一步完善拔尖创新人才选拔机制，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建立省级层面综合评价招生系统，为不同发展潜力的学生提供多元化录取通道。总体而言，统一性与多样性并重是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的重要特征，在保持高考制度整体框架稳定的同时，还应充分激发地方和高校的改革活力，为学生个性化发展、高校特色化办学、经济社会发展对各级各类人才的多样化需求提供更多选择。参考文献略。
2024-09-10
原创 中国考试 中国考试 2024年09月09日 15:37 北京引用格式：顾之川. 高考语文考试内容改革的回顾及展望[J]. 中国考试, 2024(9): 12-19.作 者顾之川，男，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摘 要：伴随着国家教育考试现代化的步伐，高考语文在过去十年间大力推动考试内容改革。在指导思想上，坚持立德树人、为国选才育人；在考查内容上，注重基础知识，突出关键能力；在试题命制上，创新题型设计，降低机械刷题收益；在引导教学上，优化情境设计，加强教考衔接。同时，高考语文也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对此，应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把握好“变”与“不变”的关系，重视高考对教学的反拨作用，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命题教师队伍。关键词：新高考；考试内容改革；语文关键能力；教考衔接以国务院2014年颁布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为标志，新时代高考考试内容改革启动实施。十年来，伴随着我国教育考试现代化的步伐，高考语文牢记为党选才、为国育人的初心使命，坚持立德树人、培根铸魂根本任务，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积极探索语文学科考试内容改革的路径与方法，充分发挥高考“指挥棒”作用，引领中学素质教育，积累了成功经验，但也面临一些新的问题与挑战。回顾十年来高考语文在考试理念、考查内容、试题命制、引导教学等方面进行的探索，以及这些探索给中学语文教学带来的变化及新的挑战，不仅关涉语文教育考试评价领域的核心问题，也是回应广大一线教师、学生和家长对高考语文改革关注的现实要求。一、新时代高考语文考试内容改革的背景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1]。为落实党中央这一决策部署，《实施意见》提出考试内容改革要“依据高校人才选拔要求和国家课程标准，科学设计命题内容，增强基础性、综合性，着重考查学生独立思考和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2]。201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进一步指出，要强化学生关键能力培养，引导学生具备独立思考、逻辑推理、信息加工、学会学习、语言表达和文字写作的素养，养成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3]。2019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要求“优化考试内容，突出立德树人导向，重点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试题形式，加强情境设计，注重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增加综合性、开放性、应用性、探究性试题”[4]。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内容体系，改变相对固化的试题形式，增强试题开放性，减少死记硬背和‘机械刷题’现象”[5]。教育部考试中心发布的《中国高考评价体系》，作为新时代高考考试内容改革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明确了为什么考、考什么、怎么考等关键问题。这些政策文件既为我国教育考试现代化指明了方向，也为高考语文考试内容改革提供了基本遵循和方法路径。近年来，高考语文逐步实现了从“考知识”向“考能力素养”、从“解题”向“解决问题”转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化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考查融入试题，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考查的内容体系；二是突出语文关键能力和核心素养考查，在增强试题的应用性、探究性、开放性上下功夫，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在运用所学语文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建构知识体系、培养能力、提升素养；三是加强考教衔接，依据高中课程标准命题，降低机械刷题收益，引导中学教学回归课标教材、回归课堂教学[6]。高考制度一头连着基础教育，一头连着高等教育。对前者来说，高考是基础教育教学的“指挥棒”，既是“风向标”“瞭望塔”，又是“牵引机”“助推器”。对后者来说，高考则决定着高校能否科学公正合理地选拔合适的人才，也决定着国家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质量。新时代考试内容改革，既要充分发挥选拔区分功能，又要彰显育人目标，有助于检验立德树人成效，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就要求高考命题从主要考查学生对知识的记忆理解转向考查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改变单纯重视分数的量化考核方式，增加描述性、应用性、情境化的综合素养评价，将终结性评价与形成性评价相结合，外在评价与自我评价相结合，发挥考试评价正确引导、有效提升教育质量的功能[7]。二、高考语文考试内容改革的主要经验高考综合改革十年来，语文科考试内容改革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注重考查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体现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和创新性，在指导思想、考查内容、试题命制、引导教学等方面探索和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和做法。（一）指导思想上，坚持立德树人新时代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高考的核心功能是立德树人，服务选才，引导教学。因而，高考语文始终坚持立德树人与人才选拔的有机统一。1. 发挥学科优势，彰显育人功能语文学科与德育、智育、美育具有密切关系，其德育方式多为间接德育[8]，与社会现实联系也最为密切。高考语文具有政策性强、关注度高、社会影响大等特点，因而能够在考试内容方面充分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学科优势，围绕时代主题，不断改革创新。既立足于高考，又不局限于高考，统筹设计，精心选材，传递正能量，弘扬主旋律，追求真善美，聚焦时代主题，突出价值引领，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以作文题目为例，“中国关键词”“中华名句”（2017）、“世纪宝宝中国梦”“改革开放三步曲”（2018）、“热爱劳动从我做起”（2019）、“体育之研究”（2021）、“跨越再跨越”（2022）、“一花独放不是春”“故事的力量”（2023）等，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入试题，或生动诠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讲好中国故事等讲话精神，充分发挥高考语文命题的育人功能，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和宣传效果[9]。2. 致敬英雄人物，厚植家国情怀今天的中学生是明天的筑梦者、圆梦者，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者、建设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坚力量。高考语文试题注重弘扬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导学生树立大格局、大视野，从“小我”走向“大我”，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民族未来发展之中。以阅读材料为例，有的选取英雄人物或民族精英的事迹，如民族英雄戴安澜（2015）、数学家吴文俊和一代通儒顾炎武（2016）、爱国实业家卢作孚（2017）、抗日英雄赵一曼（2018）、抗疫国医钟南山（2020）等；有的反映我国最新科技成就，如“墨子号”量子卫星（2018）、港珠澳大桥（2019）、神舟十号天宫课堂（2022）、“探月”工程（2024）等，致敬民族英雄，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科技报国热情，从而增强爱国意识，汲取精神力量，培养爱国情感，坚定文化自信。3. 运用创新理论，坚持培根铸魂为了充分发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当代青年的指导作用，近年来高考语文着眼全局，高擎思想旗帜，注重将党的创新理论巧妙融入试题，在语文能力考查中培根铸魂。例如，2022年的语文试题《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和2023年的《谈谈调查研究》《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等均反映了这一趋势。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为例，提出要善于进行战略思维，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2024年的信息类文本阅读要求学生谈谈《论持久战》对“看问题、想问题”的启示，理解并运用文中体现的思维方法，引导学生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时从全局、长远和大势着眼，反映了命题者的创新智慧和设题匠心[10]。（二）考查内容上，注重基础知识，突出关键能力在考查内容上，高考语文始终围绕着阅读和写作，坚守语文立场，体现学科特点，注重基础知识，突出关键能力，追求语文教育教学的本然，从而给中学语文教学以正确引导和价值导向。1. 注重基础知识，强调语言运用语文是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语文课是基础课、工具课，也是综合素养课。培养语言文字运用能力是语文教学职责所系，也是高考语文始终不渝的价值追求。比如，标点符号是语言文字运用中最重要的基础知识，曾一度退出高考语文试卷。从2019年开始，标点符号又重新回归高考试卷，如2019年全国Ⅱ卷考引号，2020年全国Ⅰ卷和新高考Ⅰ卷考破折号，2023年全国甲卷和新高考Ⅰ卷都考了标点符号，但考查的内容、载体和设题方式极具创意。例如，2023年新高考Ⅰ卷中的题目：“对文学作品来说，标点标示的停顿，有时很有表现力。文中有两处画横线部分，请任选一处，分析其中的逗号是怎样增强表现力的。”两处画横线部分指的是老舍小说《骆驼祥子》中的“可是他低着头，咬着牙，向前钻”和“闭住口，半天，打出一个嗝”。由以往考查标点符号的具体使用，转向考查标点符号在文学作品中的特殊修辞功能，显然更有助于引导教学注重语文基础知识和语言文字运用[11]。2. 聚焦核心素养，考查关键能力《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以下简称“高中语文课标”），将语文课程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凝练为四大核心素养，即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12]。高考语文考试内容改革以选才育人的核心价值为引领，以语文核心素养为导向，以阅读与写作能力为关键，以语言、文学、文化等必备知识为基础[13]。具体落实到试卷上，则通过现代文阅读、古诗文阅读、语言文字运用和写作考查学生的六大关键能力，即阅读理解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应用写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和综合运用能力[14]。例如，2023年全国卷的一道语言文字运用题，阅读材料是张志公《说工具》中三位语文教师对成语“破釜沉舟”的不同讲法，题目创设给小学生讲成语的情境，要求从“卧薪尝胆”“庖丁解牛”“一鼓作气”中任选一个，借鉴文中第三位教师的讲解方法，拟出讲解要点。这显然不再是考查记忆理解能力，而是考查阅读理解、语言表达、独立思考和综合运用等关键能力，着眼于考查学生的思维过程、探究过程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水平，以引导语文教学激发思考、引导探究、指导做事。这类题目不能靠死记硬背，也不能单凭机械刷题、题海战术，更不能指望猜题押题，而是需要平时多读书、勤思考、多练笔、多实践，增强学语文、用语文的自觉意识，积极主动地开展阅读鉴赏、表达交流、梳理探究等语文实践，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3. 注重探究能力，激发创新思维近些年的语文试题注重以好奇心、想象力、探究欲为中心，增强启发性、探究性和开放性，尤其是批判性思维和辩证思维，引导学生培育科学精神，提高逻辑思辨能力、形象思维和创新思维能力，这是对语文关键能力的综合运用，也是拔尖创新人才的必备品格。以作文为例，全国卷“幸存者偏差”（2018）、“疫情中的距离与联系”“如何为自己画好像”（2020）、“人·技术·时间”（2023）、“答案与问题”（2024），上海卷“坚硬、柔软与和谐”（2015）、“探索陌生世界与好奇心”（2023）等题目，没有指向性观点，思辨性强，开放空间大，价值导向多元，学生可以从多个角度思考，从不同层面进行阐发，写出自己的联想、认识和思考。试题鼓励有创意地构思和个性化表达，可写性强，也有利于规避模仿、宿构和套作。作文材料贴近时代生活，贴近社会现实，贴近考生实际，不在内容理解上设置阅读障碍。通过材料的阅读、理解、构思与提炼，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考查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三）试题命制上，创新题型设计，规避机械刷题在试题命制上，高考语文注重贯彻落实课标精神，创新题型设计，规避机械刷题，这成为高考语文一贯的价值追求。1. 紧贴课程标准，引入复合文本《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首次提出“阅读由多种材料组合、较为复杂的非连续性文本”[15]。全国卷从2013年开始就以“相关链接”的形式，将非连续性文本阅读引入高考语文试题。实用类文本阅读“垃圾分类”（2017），直接以三则含有文字和图表的非连续性文本形式呈现。语言文字运用题中，“瑶族村三日行”（2014）考图文转换，“保护地球水环境”邮票（2015）考信息提炼加工，既创新了文本形式，也体现了大数据、多媒体和自媒体时代信息类文本阅读的特征。文言文阅读材料，则变以往的单一文本为复合文本。2023年全国新课标Ⅰ卷的文言文阅读材料分别选自《韩非子·难一》和《孔丛子·答问》，内容上紧密关联，聚焦于赏罚问题，展现了法家和儒家主张的差异以及两家立论驳论的交锋。内容常见而文本出新，反映了命题者主动适应中学语文教学实际，增强试题时代性、科学性和创新性的追求。2. 创新题型设计，降低机械刷题收益高考语文加强创新题型设计的力度，降低机械刷题收益。例如，2023年的古诗文名篇名句默写有一道题是：“小刚在他创作的历史小说《正气歌》中写道：文天祥月下独步于江边，眼前壮阔的景象使他不禁吟诵起前人的写景名句______”。这是一道应用型默写题，填入的诗句可以是课本上学过的，也可以是课外积累的，只要符合设定情境即可。答案是开放的，考查重点由固定篇目的记忆理解转变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养的积淀。该题符合课程标准要求，也给喜爱古诗词的考生更多的作答空间，引导考生平时多积累，多参与语文实践活动，培养自觉的审美意识和高尚的审美情趣，并在真实的语言情境中加以运用，有助于规避死记硬背和机械刷题现象[16]。（四）引导教学上，优化情境设计，加强教考衔接高考语文注重优化情境设计，加强教考衔接，使考试内容改革与新课改、新教材改革同向同行，引导中学生拓展阅读的宽度、表达的厚度和思维的深度广度，促进高中育人方式改革落地落实。1. 加强情境设计，突出语文实践高中语文课标在“学业水平考试与高考命题建议”中指出，考试、测评题目应以具体的情境为载体来设计典型任务[12]。试题以典型任务为考查内容，增强了开放性和应用性，也体现了语文课程的实践性特点。2024年全国甲卷的语言文字运用题，设置了一个生活中常见的“患者—医生”交际情境，考查特定语境下识别和提取必要信息，并根据语境和对象进行表达交流的能力，答题时需注意自述者的身份、交流的对象和目的等，是对所学知识的综合运用，体现了语言表达运用实践的本质特征[17]。这种设计传达的理念是无应用即无学习，无应用情境则无能力考查，有助于引导一线教学扭转功利化倾向，将功夫下在提高课堂质量、夯实知识基础、培养能力素养上，从而发挥高考命题对中学语文教学的正确引导作用。2. 贴近教材教学，强化教考衔接高考语文注重贴近教材教学，回归课堂，回归教学，强化教考衔接，与语文教育教学改革同向同行。曾几何时，高考语文命题为了适应语文教材“一纲多本”，曾有意规避教材，客观上造成了学过的不考、考的又没学，导致一线教师“重考试轻教学”“重复习资料轻教材”“教学跟着高考转”等现象。教师只能戴着“镣铐”跳舞，因为如果不这样教，学生、校长和家长都不会答应。近年来，高考语文有意识扭转这种现象，主动贴近教材教学，勾连教材内容，呼应教学实际，体现教-学-考的有机衔接。例如，鲁迅和海明威的作品在中学语文教材中多次出现，早已为学生所熟知。2019年和2020年的语文阅读试题分别采用了鲁迅的《理水》和海明威的《越野滑雪》，题目“中国的脊梁”勾连初中所学鲁迅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露出水面的八分之一”“大量留白”呼应高中所学海明威《老人与海》的“冰山理论”，所设题目只是对中学语文教学相关内容的引申与拓展。2023年语文全国新课标Ⅰ卷有一道题目要求就陈村《给儿子》一文写文学短评，直接改编自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上第三单元的学习任务“学写文学短评”。该任务说明为初学者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指导，如抓住感触最深的地方展开评论，善于聚焦、抓住小切口等。题干中给出的甲、乙两组不同的关键词，也正契合了这样的指导方向。中学语文教材选入了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反对党八股》《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等，2024年新课标Ⅰ卷信息类阅读题以《论持久战》与教材内容相呼应，落实高中语文课标中的“把握作者的观点、态度和语言特点，理解作者阐述观点的方法和逻辑”，以及“学习表达和阐发自己的观点，力求立论正确，语言准确，论据恰当，讲究逻辑。学习多角度思考问题。学习反驳，能够做到有理有据，以理服人”等要求[12]。这些试题，贴近教学实际，关注学生语文生活，无疑体现了衔接勾连教材的命题立意，反映了高考语文回归教材、回归课堂教学的匠意，以教定考、以学定考，必然发挥以考促教、以考促学的“指挥棒”作用。不仅在考查内容层面与课标、教材紧密衔接，更在能力、素养层面深度契合，引导一线教师依标教学，用好教材，夯实学生知识基础，提高学生能力素养。三、对高考语文考试内容改革的未来展望与建议该书通过以上回顾与梳理，不难看出，十年来的高考语文命题蹄疾步稳，始终坚持守正创新，求新求进。每一点变化，都对中小学语文教育教学改革产生深远影响，发挥了正向的“指挥棒”作用。但是，毋庸讳言，高考语文改革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理论研究不够、有的题型连年变化给一线教师教学带来困惑、对教考衔接的辩证认识不足、语文命题专业化水平有待提高等。特别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宏观背景下，高考语文如何适应国家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新形势新要求，更加精准地履行立德树人、服务选才、引导教学的责任使命，回应社会各界对高考考试内容改革的关切，如何在考查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思辨力和探究欲上进一步提高试题质量，真正实现从“考知识”向“考能力素养”、从“解题”向“解决问题”转变，是高考语文内容改革面临的新挑战，考验着相关专家的命题智慧和设计技巧，未来高考语文考试内容改革要在四个方面下功夫。（一）加强高考语文命题的理论研究目前，高考语文命题理论研究不足，与高考在整个教育系统中的重要地位不相匹配。一方面，由于高考命题工作具有特殊性，实际参与者不能发表有关高考命题的论文或著作，限制了他们的研究兴趣。另一方面，高考牵涉万千莘莘学子的前途命运，高考复习备考形成一个巨大的产业，充满商机和诱惑，吸引着各路“高考专家”蜂拥而至，于是各种复习备考资料铺天盖地，有的甚至言之凿凿地预测来年的命题方向，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却不多。其实，像高考语文这样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完全应该像对待教材那样，作为国家事权予以重视，组织一支高水平的国家级队伍，开展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与实验。例如，高考语文如何更好地履行为国选才育人使命，站稳立德树人、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核心立场，发挥好“指挥棒”效应；如何更科学地掌控效度、信度，合理控制难度，提高区分度，服务高校选拔拔尖创新人才和国家人才战略；如何更好地引导教学，通过科学化、差别化、人性化的试题设计，降低题海战术、机械刷题收益，扭转语文教学的功利化倾向，让那些真正热爱读书、勤于思考、乐于表达的学生得高分，更高水平地实现教-学考的有机衔接统一；全国统一高考如何与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以及中考和谐共生、相辅相成；如何从语文教育大家和语文名师的理论实践中汲取经验启示；如何进一步突出语文学科的综合性和实践性；如何使作文阅卷更好地控制评分误差，引导学生端正文风；如何兼顾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教学水平差异优化命题，使不同地区所使用的试卷更具有针对性；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开展深入细致的研究与调查，并及时将相关研究成果吸收到高考语文命题实践中。（二）把握高考语文的“变”与“不变”高考语文有“变”的一面，也有“不变”的一面。高考的指导思想、考试理念、考查形式、试题材料、试题命制，必须体现国家教育考试现代化的精神，贴近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实际，落实课程教材改革要求，与新课标、新教材同向同行，与时俱进，应该变，也必须变，否则将落后于时代和社会。同时，高考语文也有不变的一面。不管考试理念、考查形式如何变化，高考语文总还是语文学科的一种考试，必须立足在中国大地上，着眼于“语文”二字，即考查考生语文学科的必备知识、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核心价值。1978年高考作文是阅读《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一文，然后缩写，引起一片哗然，有的人甚至误以为高考不考作文了。时任语文命题组组长的朱德熙教授在《光明日报》撰文表示：“中学语文教学也好，高考语文试题也好，都得服从中学语文教学的根本目的，这就是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如果说高考试题是指挥棒，那么语文教学的目的就是更大的指挥棒。看清了这一点，中学语文老师就没有必要从每年的高考题去探测风向了。风向已经定了，是不会变的，会变的只是具体的考试方法。只要我们致力于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就可以‘以不变应万变’，不管高考出什么样的题目，我们的学生都能应付自如。”[18]对此，叶圣陶给予极高评价：“入学考试要考语文，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测验考生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也就是理解语文的能力和运用语文的能力，看他们够得上够不上大学所要求的水平。这一回的作文题兼顾这两方面，因此我认为值得称赞。”[19]近十年来的高考语文命题实践，尽管在文本选择、题型设计上发生了许多变化，但仍基本上坚持把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作为主要考查目标。根据时代发展和社会实际，题型设计固然要求新求变，但有的题型连年变化，难免会给一线教师教学带来诸多困惑。因此，应尽量避免此种现象，坚持考查语文学科素养和关键能力。这应该成为高考语文的优良传统，也是守正创新的坚实基础。（三）重视高考对教学的反拨作用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教学、教师、考试评价诸要素中，高考处于教育教学链条的末端，但却是打通“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一端。高考语文固然要主动靠近新课标、新教材，与新课改同向同行，同频共振，同时又必须看到高考对教学所具有的反拨功能，发挥高考对教学的导向、诊断和矫正作用，用高考语文考试内容改革“倒逼”教学改革。比如，前述要求拟出成语讲解要点的语言文字运用题，无疑将会“倒逼”中学语文教学转向激发思考、引导探究、指导实践上来。高考语文应在题目的综合性、实践性、开放性、探究性上下功夫，重点考查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在阅读、思考、表达等语文实践中积累知识、增长见识。（四）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命题教师队伍从某种意义上说，高考具有社会分层的功能，因而成为党中央关心、社会关注、群众关切的民生话题。语文学科又是统考科目之一，特别是作文题目，在所有高考试题中赋分最高，更是备受关注，万众瞩目。一篇选文、一道题目，甚至一篇作文的评分，稍有不慎，就会登上热搜，成为焦点，甚至酿成舆情事件。命题教师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与此相应的是压力大，难度也大。不仅需要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精湛的业务水平、高超的命题技巧，还要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保密意识。既要吃透国家相关政策精神，熟悉课标教材教学，又要甘当无名英雄。提高高考语文命题的专业化水平，关键在于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命题教师队伍。命题教师的选拔、培养、造就，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更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当前，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已成为我国教育改革的主旋律。在这一背景下，高考语文应认真思考如何实现现代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如何既甄别选拔又激励成长，让学生有获得感，教师有成就感，家长有满意感。这些问题是时代之问，也是未来之问。唯其如此，方能守正创新，接续前行，行稳致远。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