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于《中国考试》2024年第1期第62—71页。
作 者：李传宗，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
摘 要：专业兴趣是衡量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指标。基于第3批高考改革省份高校3万余份学生调查数据，考察高考改革能否有效促进学生的专业兴趣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新高考生源大学生专业兴趣显著高于传统高考生源大学生，专业匹配度在其中发挥关键的中介作用，新高考生源大学生的专业兴趣在专业类别、家庭背景和学校背景等方面存在群体差异。可通过完善生涯教育体系、改善教育资源配置等措施巩固改革成果，进一步提升学生的专业兴趣。
关键词：新高考；高考改革；专业兴趣；专业匹配；生源质量；高考评估
高考作为连接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桥梁，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战略地位，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杠杆和抓手。评估高考综合改革成效，对于深化完善先行试点省份改革、稳步推进后续推广省份改革以及凝聚全社会改革共识等具有重要意义[1]。服务选才是高考的基本使命与核心功能，也是高考改革评估的重要维度，新高考生源质量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被视为评价高考综合改革成效的重要参考。专业兴趣作为学生发展领域的重要议题和衡量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指标，能够反映新高考生源质量。越来越多的学生通过新高考进入高等教育阶段，他们的专业兴趣表现如何呢？本研究将围绕新高考能否有效促进大学生的专业兴趣这一问题开展调查。
一、文献综述
新一轮高考改革已推行近十年，就人才选拔的基本使命而言，现有高考改革评估研究主要集中于新高考能否促进公平选才和科学选才两个角度。就高考服务选才的公平性而言，一方面，研究者们讨论了招生计划分配、考试内容、考试方式和招生录取方式等新高考政策的公平性问题[2]。另一方面，研究者们关注新高考背景下弱势群体的教育获得问题和学校教育的补偿效应[3-4]。就高考服务选才的科学性而言，学者们主要从高考成绩与排名、学习适应性和学业表现等3个方面考察了新高考的生源质量[5-7]。研究表明，新高考促进了高中-大学教育衔接，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大学学习和提升学业表现[8-9]；但也有证据显示，理工科大学生似乎在新高考背景下面临更大的学习困难[10]。兴趣在教育活动中处于能动地位[11]，是影响学生学业和生涯发展的关键因素，新高考背景下大学生的专业兴趣表现既关乎人才选拔的科学性问题，也关乎学生发展的公平性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专业兴趣是大学生对其所学专业领域表现出的偏好，反映了大学生对学习本专业感到满足的心理和情感状态[12]。参照Hidi和Renninger提出的兴趣发展四阶段模型，专业兴趣介于最初的个人兴趣和稳定的个人兴趣之间，其发展具有长期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特点[13]。大量研究表明，作为重要的内部性动机，专业兴趣能够激发学生的求知旨趣，有效促进学生的学习投入和深度学习，是预测学生专业承诺、学业成就和科研创新的重要因素[14-17]。
学生的专业兴趣不仅需要在高等教育阶段培养，还涉及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衔接的复杂过程[18]。学生在进入高校开始接受专业教育之前，便已经基于自己的特长、爱好，以及关于某些学科或职业的认知形成了初始兴趣。有研究表明，学生的初始专业兴趣受到个体、家庭、学校、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如个人学术动机与学业水平、家庭支持、学校生涯教育、志愿填报机制等[19]。一方面，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形成的初始兴趣会影响学生的专业选择和大学期间的学业表现[20-21]；另一方面，过重考量功利因素而做出的专业选择也可能会有损于学生在高等教育阶段的专业兴趣发展，导致教育过程的异化，妨害学生成长成才[22]。从我国高等教育实践来看，学生的专业兴趣不足始终影响人才培养质量，是提升我国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必须攻克的难关[23-24]。
高考综合改革以实现学生“学其所好，考其所长，录其所愿”为政策目标，旨在增加学生的选择，尊重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受教育权利，引导学生全面发展，提升人才选拔效率和培养质量[25]。引导学生根据兴趣和特长选择专业是新高考的重要价值导向，有利于提升学生初始兴趣与录取专业间的匹配程度，促进学生高等教育阶段的专业兴趣发展。目前，学界关于新高考生源大学生的专业兴趣表现尚未形成一致的研究结论。例如，鲍威和金红昊对浙江和上海新高考生源大学生的调查显示，新高考生源大学生在专业选择方面具有优势，学校生涯规划教育和新高考专业录取机制有利于提升学生同专业的适配度，显著提升了大学新生的专业兴趣[26]；但沈彦彬等则得到上海新高考生源大学生的学习兴趣不足的结论[27]。
总而言之，目前关注新高考生源大学生专业兴趣的文献相对较少，研究结论也尚未达成一致。通过新高考进入高校的大学生是否确如政策预期表现出更高水平的专业兴趣，还需要通过调查数据来分析评估。随着第4批和第5批改革省份高考综合改革方案的发布，以第3批推行高考改革的8省市为代表的“3+1+2”科目选考模式将成为未来全国高考的主要模式。因此，本研究将第3批改革省市学生作为新高考生源大学生的代表，考察新高考能否促进大学生的专业兴趣发展，以期为高考综合改革平稳推进及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提出建议。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23年6月针对第3批实施高考综合改革的河北、辽宁、江苏、福建、湖北、湖南、广东、重庆等8省市开展的大规模问卷调查。8省市于2018年启动高考综合改革，迄今共有2021级和2022级两届学生经由新高考进入大学。项目组在每个省市选取了“双一流”建设高校、普通本科院校和专科院校各两所作为研究样本，面向2021级（大二）和2022级（大一）的高校学生线上发放《关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调查问卷》，依据填答时间和填答质量剔除不符合要求的无效样本后，本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55546份。
为更好比较新高考生源大学生和传统高考生源大学生在专业兴趣方面的差异化表现，考虑到本科院校和专科院校在专业类型划分和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的不同，筛选出本科院校的学生样本，并剔除人数较少的军事学和交叉学科的学生样本；此外，考虑到不同批次启动新高考的省市实施的选考科目政策等有所不同，选取生源所在地为河北、辽宁等8省市的学生样本作为新高考生源大学生的代表，选取生源所在地为吉林、山西等2019年前暂未启动新高考改革省份的学生样本作为传统高考生源大学生的代表。最终得到33663份高校学生样本，其中男生16780份，女生16883份；新高考生源学生24685份，传统高考生源学生8978份；普通本科院校学生22283份，“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生11380份；2021级学生14128份，2022级学生19535份。
（二）研究假设
新高考相较于传统高考的突出特点之一便是打破高中教育文理分科的二元模式，实施科目选考制和走班制，有助于学生根据自身兴趣爱好和学科特长选择考试科目，提升高中学习和专业录取的获得感与满意度，进而满足多元化的教育需求，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1：
假设1：不同生源类型学生的专业兴趣存在显著差异，高考改革对大学生专业兴趣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新高考推行平行志愿填报模式，能够降低专业调剂风险并引导学生在志愿填报时从“总分匹配”转为“专业导向”，进而提升学生与被录取专业之间的匹配程度[28-29]。新高考背景下，高中学校的生涯规划教育和志愿填报指导得到加强，有助于帮助学生理性选择选考科目和高考志愿，从而提升其对专业录取的满意度[30]。相较于传统高考，新高考注重引导学生关注个人长远的生涯发展，通过推行科目选考制、改革志愿填报模式、完善生涯教育等多项举措，提升学生同大学专业之间的匹配程度。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2：
假设2：不同生源类型学生同专业之间的匹配程度存在显著差异，高考改革对提升大学生专业匹配度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研究表明，专业匹配对学生的学习投入和学业表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专业匹配程度越高，学生对所学专业越喜爱[31]。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3和研究假设4：
假设3：专业匹配度对专业兴趣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假设4：专业匹配度在生源类型和专业兴趣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综上，聚焦高考改革成效和高校学生发展，建立图1所示的生源类型、专业匹配度和专业兴趣的简单中介关系模型。
（三）变量说明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大学生的专业兴趣，即大学生对自己所学专业的个体倾向和情感状态，由“我对自己所学专业感兴趣”“我对学习本专业充满热情”“我非常热爱我的专业，不会选择转专业”3个观测题项的得分均值来表征（Cronbach's α=0.895），每个题项的赋值按李克特7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学生的专业兴趣水平越高。
本研究的自变量为生源类型，使用虚拟变量，将生源地为8省市的学生定义为新高考生源，赋值为1；将生源地为2019年前暂未启动新高考改革省份的学生定义为传统高考生源，赋值为0。本研究的中介变量为专业匹配度，即大学生的兴趣、能力、性格特点和教育背景等与自己所学专业之间的匹配程度，由“我对当前录取的专业满意”“我的选考科目与大学所学专业匹配”“我的综合条件比较适合学习本专业”3个观测题项的得分均值来表征（Cronbach's α=0.862），每个题项的赋值按李克特7点计分。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3个部分。第一，控制个人基本特征变量。其中，性别使用虚拟变量，女生赋值为0，男生赋值为1；年级使用虚拟变量，2021级为0，2022级为1；专业类型使用社会类学科（包括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管理学）和理工类学科（包括理学、工学、农学、医学）两个虚拟变量表征，分别赋值为1，人文类学科（包括哲学、文学、历史学、艺术学）赋值为0。第二，控制家庭背景因素变量。其中，城乡因素使用虚拟变量，按照高考时的户籍所在地定义为农村家庭和城市家庭，分别赋值为0和1；家庭文化资本使用父母最高学历表征，父母最高学历为大学专科及以上定义为高文化资本家庭，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0；家庭社会地位使用父母职业类型表征，父母至少有一人为管理技术人员（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定义为高社会地位家庭，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0。第三，控制学校背景因素变量。其中，高中学校背景使用学校类型表征，省会城市优质高中和地市优质高中定义为优质高中，赋值为1，城区普通高中和县域高中定义为非优质高中，赋值为0；大学学校背景使用虚拟变量，“双一流”建设高校赋值为1，其他本科院校赋值为0。
此外，本研究还设置了首选科目、选科组合、志愿录取模式3个变量来对新高考生源大学生群体进行类别划分。具体而言，根据首选科目可划分为选考物理和选考历史两类群体；根据选科组合可划分为传统理科组合（选科组合为“物理+化学+生物”）、传统文科组合（选科组合为“历史+政治+地理”）、文理交叉组合（选科组合为其他类型）3类群体；根据志愿录取模式可以划分为院校专业组和院校+专业（类）两类群体。
三、研究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主要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多元回归分析、Bootstrap中介效应分析以及方差分析等方法进行数据分析，得到以下结果。
（一）两类大学生专业兴趣的差异性分析
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两类大学生的专业兴趣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见表1）。从专业兴趣的平均情况来看，无论是新高考生源大学生（M=5.22, SD=1.353）还是传统高考生源大学生（M=5.05, SD=1.389），都表现出了较高水平的专业兴趣。分年级来看，不同生源类型大学生专业兴趣的大二平均水平相较于大一平均水平，均出现0.1分左右的略微下滑。可能的原因是随着新高考改革政策的深入实施与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学生能够进入到自己感兴趣的专业领域学习和探索；而进入高等教育阶段后，学生的专业兴趣本身又会随年级升高而发生变化。专业兴趣产生于学生对专业的认识和了解过程，随着年级的升高，大学生对自己所学专业有了更加清晰和全面的了解，其专业兴趣水平也会发生变化。有研究表明，大学生对自己所学专业感兴趣和不感兴趣的学生比例都会随着年级升高而增加，大二往往是学生专业兴趣发生转变的关键时期[18]。
无论是全体学生还是各个年级的学生，分析结果均表明，新高考生源大学生的专业兴趣始终显著高于传统高考生源大学生，初步验证了研究假设1，即高考综合改革有利于促进学生的专业兴趣发展。
（二）生源类型对大学生专业兴趣的影响
使用多元回归分析进一步探索高考综合改革对大学生专业兴趣的影响。表2呈现了生源类型对大学生专业兴趣影响的逐步回归结果，从模型1到模型4逐步纳入核心自变量生源类型和控制变量个人基本特征、家庭背景因素及学校背景因素。模型1的回归分析结果与T检验结果相同，生源类型能够显著影响大学生专业兴趣，与传统生源大学生相比，新高考生源大学生表现出了更高水平的专业兴趣。
模型2到模型4的回归结果表明，个人基本特征、家庭背景因素和学校背景因素都会显著影响大学生的专业兴趣。具体而言，男生相较于女生、2022级相较于2021级、人文类学科相较于社会类学科、高文化资本家庭相较于低文化资本家庭、高社会地位家庭相较于低社会地位家庭、优质高中毕业生相较于非优质高中毕业生，以及就读于“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学生相较于就读于普通本科院校的学生，均表现出更高水平的专业兴趣，且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同时，在逐步纳入控制变量的过程中，生源类别始终对专业兴趣具有显著性影响且回归系数符号保持不变，表明新高考生源大学生的专业兴趣显著优于传统高考生源大学生的分析结果具有稳健性，研究假设1得到验证。此外，鉴于模型4的解释变量均为二分变量，比较各解释变量的B系数可以发现，生源类型对大学生专业兴趣的影响力超过了性别、专业、家庭文化资本等其他因素，且在控制个人基本特征、家庭背景因素和学校背景因素的条件下，新高考生源大学生相较于传统高考生源大学生在专业兴趣方面的平均分高出0.393。这表明以增加学生选择性为突出特色的新高考有助于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选择科目与专业，高考改革在促进学生专业兴趣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三）生源类型影响大学生专业兴趣的机制
使用多元回归分析探索生源类型影响大学生专业兴趣的机制，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5是以专业匹配度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个人基本特征和家庭及学校背景因素后，生源类别能够显著影响专业匹配度，新高考生源大学生的专业匹配度显著高于传统高考生源大学生，研究假设2得到验证。
模型6以专业兴趣为被解释变量，在模型4的基础上纳入中介变量专业匹配度。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个体、家庭和学校背景因素后，专业匹配度对专业兴趣具有显著性影响，能够显著促进大学生的专业兴趣，研究假设3得到验证。
与模型4相比，模型6的R2大幅跃升，表明纳入专业匹配度后模型的解释力度显著增强；生源类别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有所下降，但仍然显著，推测专业匹配度可能在生源类型与专业兴趣之间起中介作用。
为进一步验证专业匹配度的中介作用，使用Bootstrap法（5000次）对专业匹配度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生源类型-专业匹配度-专业兴趣路径的中介系数为0.1989，总效应、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的Bootstrap95%置信区间均未包含0，表明专业匹配度在生源类型影响专业兴趣中的中介效应显著，占比高达69.30%，研究假设4得到验证。这一结果表明，新高考生源大学生之所以在专业兴趣方面的表现显著优于传统高考生源大学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新高考有效促进了学生高考录取的专业匹配度。
（四）新高考生源大学生专业兴趣的群体差异
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方差分析探究8省市新高考生源大学生专业兴趣的群体差异，为便于呈现方差分析中事后比较的结果，分别使用a、b、c指代相应的选科组合或专业类型，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新高考生源大学生专业兴趣在个人基本特征、家庭背景因素、学校背景因素和高考志愿录取因素方面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具体而言，在个人基本特征方面，男生高于女生、2022级高于2021级、首选科目为物理的学生高于首选科目为历史的学生、选考科目为传统理科组合的学生高于传统文科组合和文理交叉组合的学生、理工类学科的学生高于人文社科类学生、人文类专业的学生高于社科类专业的学生。就选科和专业差异而言，理工类科目和专业的学生专业兴趣更高可能与“3+1+2”模式下“重理轻文”趋势被强化有关[32]。
在家庭背景因素方面，城镇家庭、高文化资本家庭和高社会地位家庭学生的专业兴趣显著更高，这意味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专业兴趣具有显著性影响，优势阶层家庭在获取高考政策和大学专业等信息方面存在优势[3]，更容易帮助子女在科目选择和志愿填报方面做出理性选择，进而提升专业匹配度和专业兴趣。
在学校背景方面，优质高中和“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学生专业兴趣显著更高。高水平学校学生的专业兴趣更高可能有3方面的原因。首先，就读于高水平学校的学生学业表现更佳，而学业表现和专业兴趣之间存在高度相关。其次，高水平学校教育资源丰富，生涯规划教育更加完善，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自主选择能力，促进专业匹配度和专业兴趣。最后，无论是高水平高中还是高水平高校，理工科学生占比更高，学校层次差异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像性别差异一样受到了选科或专业差异的影响。
在高考志愿录取因素方面，实施院校+专业（类）志愿录取模式省份的学生专业兴趣显著高于实施院校专业组省份的学生。这表明取消专业调剂、更加突出专业导向的高考志愿录取政策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专业匹配度，进而提升学生的专业兴趣。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本研究得到如下3点结论：1）新高考生源大学生的专业匹配度和专业兴趣显著高于传统高考生源大学生，高考综合改革有效提升了学生同所学专业之间的匹配程度，促进了大学生的专业兴趣发展；2）专业匹配度在生源类型和专业兴趣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为69.30%，高考综合改革主要通过提高学生同所学专业之间的匹配程度促进了学生的专业兴趣发展；3）新高考生源大学生的专业兴趣水平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异，男生、2022级、选考科目和专业类型偏理工类、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就读于高水平学校和志愿录取模式为院校+专业（类）的学生，专业兴趣更高。
结果表明，就实现科学选拔人才的政策目标而言，新高考显著提升了学生的专业匹配度和专业兴趣，有利于提高高校生源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是高考回归教育功能的突出表现。但新高考背景下，来自教育基础薄弱学校和弱势家庭的学生在专业选择和专业兴趣发展方面仍然处于劣势。为巩固改革成果，进一步提升学生的专业匹配度和专业兴趣水平，提出3点建议。
首先，要坚持高考改革方向，兼顾个人志趣、学校发展和社会需求。新高考改革之“新”的突出表现在于充分尊重和保障学生的学习权和选择权，尽可能满足学生多元化、个性化的教育需求与教育期待，改革方向符合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教育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但高考在教育功能之外，还肩负着促进社会公平，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等多重功能，需要在多方利益相关主体和多种价值取向之间取得平衡[33]。学生自主选择权的骤然放大可能导致学生功利化选科、科学素质下降等问题，影响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因此，在坚持增加学生选择性的同时，还要加以规范和引导，实现学生个人志趣同学校与社会的发展需求相契合。
其次，要完善改革配套举措，强化学生同专业和选考科目的匹配度。在新高考实施科目选考制的背景下，提高学生的专业匹配度在相当程度上意味着强化学生-选科-专业的耦合关系。一方面，优化选考科目和大学专业之间的匹配度是提升学生专业匹配度的前提。《选考科目指引》以政策的形式实现了大学专业与相应选考科目的强制性关联，有利于提升学生-专业知识性匹配；但部分专业的选考科目要求值得进一步调研和商讨，如历史学类专业是否应该要求必须选考历史科目等。另一方面，引导学生在科目选考和志愿填报时做出理性的教育选择是提升学生专业匹配度的基础。保障学生学习权和选择权落到实处的关键在于完善生涯教育体系，提升学生的自主选择能力和生涯规划能力。
最后，要促进资源均衡分配，保障基础薄弱学校和弱势阶层教育公平。新高考显著提升了学生专业兴趣水平，但出身于基础薄弱学校和弱势阶层家庭的学生在专业兴趣发展方面仍处于不利地位。应当进一步改善基础薄弱学校的教育教学条件，关键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通过吸引优质师资和加强职业培训提升教师的专业化水平和生涯规划指导能力。此外，要充分发挥学校教育资源对弱势阶层家庭子女的补偿效应，一方面帮助弱势阶层学生做好生涯规划，另一方面促进弱势阶层家长的教育参与。同时，还要借助教育信息化建设促进新高考背景下的教育公平，一方面要整合各方教育资源，面向全体学生提供生涯教育和升学指导；另一方面要建立数字化的跟踪评估系统，为学生的教育选择提供个性化指导。
五、研究展望
受各种因素的限制，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如研究对象未纳入前两批改革省市的学生、未控制省间差异等。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考虑，第一，本调查获取的前两批尤其是第一批改革省市的学生样本量偏少；第二，不同批次改革省份实施的高考改革方案在科目选考政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第三，新高考改革采取由点及面、分批推进的改革策略，其重要原因之一便是考虑到不同省市的发展水平差异，第3、4、5批改革省市均推行“3+1+2”选考模式表明这些省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相似的教育发展背景。
此外，本文初步研究了新高考背景下的大学生专业兴趣，后续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相关话题。第一，随着高考综合改革的逐步推行，继续考察新高考背景下大学生专业兴趣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对指导教育实践具有重要意义。第二，教育公平性问题不可能仅仅通过高考改革彻底解决，但高考改革是否有助于缩小弱势学生群体在专业选择和专业兴趣发展方面的劣势需要进一步考证。第三，不同省份的新高考政策存在差异，本研究发现院校+专业（类）的志愿录取模式更有助于提升专业匹配度和专业兴趣，其他高考政策对专业兴趣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第四，本研究发现首选科目不同及专业类型不同的学生群体在专业兴趣方面存在群体差异，理工科学生的专业兴趣显著更高，新高考是否加剧了选考科目和专业类别间的地位差距及该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值得进一步关注和探讨。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