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背后的政策导向与实践探索

文/ 本刊记者 李景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普格县大槽乡中心小学的“妞妞”们和吉布小龙在欢快地唱歌。

新华社记者 唐文豪 摄

近年来，教育压力普遍前移，既有损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也加重家庭经济和精力负担。为切实提升学校育人水平，持续规范校外培训，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以下简称“双减”），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印发后备受关注。那么，什么是“双减”？为什么要“双减”？怎样“双减”？在讨论声中，各地“双减”工作也开始逐步落地，问题也已初步有了答案。

“减中有增、增中有提”的“双减”内涵

顾名思义，“双减”是从两个方面减轻学生负担，减负的内容是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减负主体是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此外，“双减”是减中有增、增中有提，增的是课后服务和优质资源，提的是教育质量和保障能力。

两手抓减负，杜绝校内减负、校外增负。一方面减轻作业压力，由学校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作业不再是单调的练习，而是以分层次、有弹性、个性化的形式服务于学生的学习巩固；书面作业不再是全然的“家庭作业”，而是视学段学情需要，尽量让书面作业不出校门；无助于学生成长的家长批改和学生自改的批改形式将被禁止，作业答疑将有教师的专业辅导；放学后杜绝学生一味补课、其他任务家长全包，而是由家长配合学校引导学生完成必要课业学习、合理使用电子产品，通过劳动、文体、沟通等活动科学利用课余时间。另一方面是减轻校外培训负担，从严治理、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非学科类培训机构面临不再审批或明确区分体育、文化艺术、科技等类别；学科类培训机构的上市、资本化运作、不正当竞争、泄露隐私、占用未成年人休息时间、挖抢学校教师、提供惰化学生思维的不良学习方法等行为被明令禁止。

减中有增，以课后服务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课后服务不讲新课，用于对有困难学生和学有余力的学生进行分类指导。校内服务将提供不早于当地下班时间的课后服务或延时托管，教师资源可由弹性下班的校内教师、区域内调动的优秀教师、聘请的有资质社会人员和志愿者等组成。校外服务既呼吁社会提供学生活动场所，也开发线上学习资源，为学生提供免费在线答疑。

增中有提，评价标准多元提质，教与学双向提效。不以升学率评价教师，不唯成绩评价学生，要求政府树立正确政绩观，引导家长形成科学育儿观。通过开足规定课程应教尽教、优化教育方式、改进考试方法，提升学生学习效率；通过扩大优质资源缩小教育水平差距、深化招生改革、统筹学校编制、保障经费补助，提升教学质量。

“双减”指向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它不仅是对我国教育格局的重大调整，而且是教育观念的大变革”，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张志勇在谈到“双减”本质时说。事实上，《意见》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眼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指导思想，以及其中表明教育长远发展方向的诸多许可与红线，都向社会释放了一个信号——“双减”工作是对学生负担重背后深层次问题的正视。

“双减”体现了素质教育的导向。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张端鸿发现，许多高校的“学困生”都有类似经历：考上大学前接受了过度培训，进了大学就开始松劲。可见，义务教育阶段过度的教育压力有可能影响学生今后的发展，减少过度培训引发的成长“透支”，关注学生德智体美劳均衡发展，才能为青少年身心减压。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钟秉林表示，落实“双减”工作的目的就是要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导向。

“双减”工作正是教育向全面育人方向转变的契机，不仅体现在“双减”要求学校系统设计体现素质教育导向的基础性作业、转变“升学就是高质量教育”的错误观念、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也体现在引导家长转变盲目补习的育儿观、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另外，《意见》及紧随其后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明确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学科类和非学科类范围的通知》则为校外培训机构转变以往以提分、应试为卖点的经营观念，向非学科素质教育培训转型、补充学校教育的不足、满足学生差异化教育选择提供了可行性路径。这些“双减”呼吁的转变，都将最终服务于“五育”并举和教育效益的整体提升。

“双减”体现了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导向。如今不少学校、家长为了在升学竞争中抢得先机，以“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为由，想方设法让学生超前学习。为了迎合超前学习需要，一些校外培训机构借机进行焦虑营销。正如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所分析的：“这使我国的中小学教育变成了两轨制——一轨是学校的免费义务教育，一轨是收取高额学费的校外培训机构教育，这样不仅冲击了学校教育秩序，而且扩大了教育的不公平。”张志勇对此观点深表赞同：“从维护公平正义来讲，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教育不能成为奢侈品，更不能让优质教育成为少数有钱人的‘专利’。”

《意见》中对校外培训设置的禁令和对校内教育提出了要求，传递了优化教育供给的信号，如明确学科类培训机构的非营利性质、严禁校外培训机构挖抢学校教师、鼓励学校利用多种合规方式扩充课后服务师资、提出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的计划等。一条条对教育公益性原则的坚持，都说明了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势在必行。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十四五”期间乃至更长一段时期的教育发展目标，而“双减”是系统谋划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加快建设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回归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最终实现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整体构建，正是“双减”的真正目的。

巧打“双减”落实落细的“组合拳”

为了让“双减”政策真正落地，在国家管理上、各省行动中、各主体配合下，打出了“组合拳”，《意见》要求正在逐渐变成扎扎实实的行动。

在国家管理层面，一以贯之的减负措施和众多的“配套措施”合力减负提质。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草案）》等为“双减”工作提供了源头保障；《2021年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的方案》将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和“双减”等纳入评价重点，各省“双减”工作落实进度每半月通报一次，建立“双减”曝光台等督导措施为“双减”工作提供规范保障；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小学放学后校内托管服务工作、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暑期托管服务探索、中小学有偿补课和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问题专项整治等措施，为“双减”工作减负不减质保驾护航。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的成立、120家全国性校外培训机构联合发出倡议，这些都为“双减”工作推进提供了良好条件与环境。

在省级层面，如何让“双减”政策落地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9个全国试点地区均在坚决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合理利用校内外资源、强化培训收费监管上进行了探索，其中一些试点已实施的具体措施，有望为全国“双减”工作提供参考。比如，北京市大比例促进优秀校长、骨干教师、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在区域内的合理流动，助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上海市推动公办初中、街道社区、全市场馆等为学生提供实践活动多元化平台，并探索在初中学校实施“快乐活动日”的试点工作。江苏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进一步扩充课后服务的人力、物力和经费资源。四川省成都市从教师角度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将学生参加校外培训和教师评价挂钩；多部门联合明确文艺类、科技类培训机构的主管部门及职责，实现责权统一。山西省长治市早在2020年宣布将体重、视力情况纳入中考成绩，借此引导家庭摆正教育观念。辽宁省继续深化集团化办学改革，力争2021年底义务教育阶段优质教育资源覆盖率达到80%，2022年底实现全覆盖。

在教育参与主体层面，“双减”为利益相关者指明方向，防范反弹风险。

引导社会认清教育的公益属性。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强调社会既要提供校外活动场所和资源，也要探索社区教育服务，还要宣传科学教育理念，破除“抢跑文化”等功利现象，不炒作考试成绩排名和升学率。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李昂然呼吁社会加大对公共教育的投入并利用市场机制有效调节和保障教师待遇。

引导家长看清学生真正的发展需求。家长是学生学习的重要参与者，要认识到知识之外的能力发展才是孩子成长隐性的刚需，“双减”政策正是改变育儿观念的契机。家长要“提升自身育人素质和能力，理性规划孩子未来发展方向，不要盲目跟风送孩子去参加校外培训”。

学校要做提升教育质量的主阵地。如何开发出具有地方和校本特色的课后服务，把孩子从校外培训班“争”回来；如何解决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更好地为学生提供有效的课堂教学和丰富的课后服务，是当前需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校外培训机构需正确转型。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坦言，校外培训机构要从过去的“单纯提分”进行正确转型，走出学科培训，逐渐将学习诊断、针对性服务、志向生成、生涯规划等学生成长发展中突出问题的解决纳入业务范围，是校外培训机构未来的空间与机会。也有学者建议校外培训机构要做“真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回归公益心态，做好教育而非做大生意。

“双减”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引导并努力做好学生、家长、教师、校长、培训机构、社会公众等各方工作。唯有做到合力育人、标本兼治，回归教育本质，“双减”才能真正落地开花。

责任编辑：吴绍芬 李景

（文章来源：选自《中国民族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