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格式：刘玉祥. 上海高考综合改革的人才选拔与分类培养路径协同创新探究[J]. 中国考试, 2024(4): 1-11.
作 者
刘玉祥，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党委书记、院长。
摘 要：上海高考综合改革自2014年启动以来，始终高度重视人才选拔与分类培养。在改革实践中，注重发挥综合素质评价的育人功效，通过优化招生录取配套信息系统、省级考试机构投档规则、高校录取规则和高校专业分类培养方案等一系列创新性举措，在春季高考、统一高考综合评价等项目中，融合应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深入探索人才选拔与分类培养的协同创新路径。高考综合改革协同创新相关探索深化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丰富了中学教育教学内涵，调动了高校精准招生积极性，创新了学生与高校双向选择的人才选拔培养模式，对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高考综合改革；综合素质评价；人才选拔与分类培养；协同创新
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关系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大计。高考综合改革在实践中高度重视人才选拔与培养的任务落实，通过坚决改变用分数给学生贴标签的做法，创新德智体美劳过程性评价办法，完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1]，建立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简称“两依据一参考”）的多元录取机制[2]，在创新人才选拔与分类培养方面开展了重要探索。上海作为高考综合改革首批试点省市，在改革之初就以协同创新人才选拔与分类培养为目标，提出坚持素质教育导向、确保公平公正公开、提高人才选拔水平和注重系统综合改革的基本原则，通过落实“两依据一参考”，构建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程序透明的人才选拔培养新模式[3]。自2014年启动高考综合改革以来，上海在人才选拔与分类培养的协同创新方面探索了路径，积累了经验。
一、高考人才选拔的价值导向与招生录取综合素质评价的应用现状
高考综合改革强调综合，对人才选拔与培养的基本思路契合教育强国建设的价值导向，主要体现四个特点：一是坚持正确育人方向，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置于人才选拔培养目标的首位，厘清立德树人与全面发展、注重公平与科学选才、中学教育教学及高校衔接培养的内在逻辑关联；二是体现时代发展需求，强化教学考招一体推进，注重促进学生核心素养提升，强化社会责任感、求知欲望、法治意识、创新思维、实践能力和国际视野；三是健全能力考核手段，既重视考查学生的学科认知素养，也重视通过综合素质评价检验其价值观念、创新意识等非认知能力；四是突出科学选拔方式，通过建立科学的考试评价体系，优化完善招生录取办法，助力不同类型高校提升人才选拔质量与效率。高考综合改革蕴含的人才选拔与分类培养理念为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提供了明确价值导向。
上海高考综合改革始终按照“两依据一参考”的总体思路，遵循人才选拔与培养规律，逐步建立起多元评价体系，在重视学生学业能力的同时充分体现全面发展导向，科学评估学生综合素质，通过多元录取展示学生个性特长[3]。有实证研究表明，通过综合评价招录的学生在学业表现、综合能力和就业质量等方面整体上优于统招学生[4]。清华大学针对本校一年级本科生的一项学情调研也显示，通过综合评价方式录取的上海、浙江等地学生在学业能力等各方面表现均优于未实施改革的省份和其他招生类型录取的学生[5]。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上海高考综合改革培养与选拔的学生，核心竞争力和成长优势均优于单纯依靠考试成绩升学的学生。综合改革创新了人才选拔与分类培养路径，丰富了教育强国人才选育的地方实践成效。
同时也应看到，“两依据一参考”中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迄今仍然停留在有限参考阶段，在全方位推动高校人才选拔与分类培养方面尚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一参考”未能充分发挥协同功效可能有以下五点主要原因：一是综合素质评价维度还不够丰富，未能全面反映学生特长与优势；二是综合素质评价和高校人才选拔与分类培养的衔接途径还不够完善，高校无法利用现有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完成对不同类型和特质考生的精准录取；三是平行志愿投档方式与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录取未能有效融合，高校运用综合素质评价开展分类录取的空间和动力不足；四是现有专业录取政策更多注重高考成绩，与基于学生综合素质和个性特质的分类培养模式难以契合；五是人才选拔与分类培养路径的协同创新还不够有力，有效协同的办法乏善可陈。如何做到既能实现人才的科学选拔，又能实现有效的分类培养，已经成为教育考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研究问题。
通过近十年的探索，大多数改革试点省市已突破单纯依靠高考成绩进行录取的人才选拔模式，初步实现多元评价、综合录取的改革目标。与人才选拔相比，分类培养的改革成效尚不够显著，仅在某些参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的招生项目或环节取得一定的成果。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普通录取批次主要依据高考成绩，不同个性特长的学生参加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时，即使对某所高校的某个专业充满研究兴趣并且成绩达标、志愿合理，也无法预知是否会被专业兴趣不强但考分更高的考生挤占录取机会。普通录取批次主要依据高考成绩，平行志愿逻辑下学生综合素质评价难以真正发挥参考作用。二是随着高校专业科目要求越来越明确，选考科目与专业要求不完全匹配的学生，即使有强烈的专业兴趣，也有可能不具备报考该专业的资格，这使高校能够获得的有效生源数量非常有限，基本没有选择余地，分类培养的目标很难实现。如图1所示，目前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基本只能局限于部分招生项目校测时的参考，影响力有限，对高校专业分类培养的匹配和促进作用远未达到理想状态。
二、高考人才选拔与分类培养路径协同的历史沿革
人才的多向发展性和学科专业的特有限定性使得两者之间的匹配问题成为高考人才选拔与分类培养路径协同发展遇到的难题。回顾过去四十多年的高考改革实践，教育相关部门始终尝试在此问题有所突破。
1977年高考恢复后，人才选拔与培养通道大大拓宽，大批人才通过高考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历经数十年实践，高考对人才选拔与培养的重要性得到社会各界认同；与此同时，单纯依靠统考成绩选拔人才的弊端也日益凸显，主要表现在“唯分数”影响学生全面发展，一考定终身加重学生学习负担[2]。中学和教师对此感受尤为深刻，统一的课程设计与刚性的考核指标使他们不得不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对学生学业水平的督促与提升上，从而弱化了综合能力培养。这种情形在全国各地的基础教育中普遍存在，教师和学生都更加注重眼前的学业成绩比拼，忽视了升学中并不纳入总分的综合素养。由此，高考综合改革与人才选拔培养新思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上海对高考人才选拔和分类培养的思考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从1985年开始，上海启动基于会考制度的高考人才选拔与培养模式，经过三年试点探索，正式实施高中学科会考基础上的高考科目“3+1”改革（即高考只考语文、数学、外语加一门与报考专业相关的学科）。改革按照三大思路开展：1）通过建立难易适当的会考制度，调动教师潜心教学和学生舒心向学的积极性，把绝大部分学生都能取得的会考达标成绩作为评估中学教学质量的主要标准，扭转唯升学的评价导向，促使中学教学更加注重人才培养过程；2）通过全科考核的会考机制，促进学生知识结构的全面完整，在此基础上通过高考科目选择体现学生的特长与强项，克服过度偏科现象；3）鼓励学生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深化兴趣与专长，高校根据学生特点好中选优，一方面使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另一方面助力高校实施分类培养。上海基于会考制度的高考科目“3+1”改革基本理念与当前高考综合改革方案相似，但受当时观念与技术的限制，在为学生减负的同时缺乏综合素质考查等有效补充，最后仍不免陷入成绩比拼的窠臼。“3+1”高考模式促进了学生个性发展，增加了升学选择机会，但不少中学仍以升学率为导向，迫使学生过早地局限于高考科目学习，忽视了全面发展。而高校也热衷于掐尖比分，没有投入足够精力分析录取学生的专业适配性，使得“3+1”改革的人才选拔与分类培养设想沦为空谈。
类似高考改革探索在其他一些省市也有实践，积累了一些经验，但均未能持续，如1991年起在湖南、云南、海南三省试行的“三南”方案，1992年国家教委提出的“3+2”方案，1999年在广东省率先试行的“3+X”方案和随后改良的“3+X+1”方案，2002年起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的“3+X”科目组合方案，2000年起江苏省先后尝试的“3+X”“3+文理综合”“3+1+1”“3+学业水平测试+综合素质评价”等模式。这些探索有的刚起步即夭折，有的蓬勃数年终遭淘汰，大都聚焦于如何考、考什么，对人才选拔与培养的方法举措仍较多局限在学业评价维度，较少关注人才特质与专业需求之间的有机匹配。
2003年，部分高水平大学启动自主招生选拔录取改革试点，增加了通过校测方式考查学生综合素养的选拔环节，在破解“唯分数”和人才选拔鉴别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6]。随后数年间，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自主招生选拔录取改革实验更是在学生综合素养考查环节增强了对拔尖创新人才的诉求，一定程度上兼顾了人才选拔与专业培养之间的契合。2011年起，浙江率先实施的“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模式沿用至今，在创新人才选拔和分类培养路径方面开展了示范性探索。
2014年启动的高考综合改革以国家和各省多年来对人才选拔与培养的探索经验为基础，核心理念是“两依据一参考”，主张既看分也看人，强调立德树人与人才的全面发展。相较于以往历次改革，高考综合改革的最大特点是确立了相对全面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即在传统的学业能力考查之外，鼓励各地搭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平台，评价内容作为高校招生录取与分类培养的重要参考。实践证明，高考综合改革建立了适应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人才评价制度，宣告了“唯分数”时代的终结和综合评价时代的到来[7]。截至当前，全国31个省（区、市）已有29个分五批先后进入高考综合改革行列，具体政策举措各有差异，但人才选拔与培养的核心理念与基本做法保持一致，均聚焦于对人才发展的全面评价。
理想的人才选拔与分类培养协同模式应当体现人显其能、人尽其才、录其所长、录培协同，在每位学生综合素质和专业潜能充分彰显的同时，不同高校执行个性化培养方案的专业能够录取到最适合并热爱该专业的学生。值得深思的是，几十年来高考改革实施的艰难和复杂程度远远超出大部分改革设计者的初衷，尽管在人才选拔方式变革和高校学科或专业分类培养需求方面已经迈出可喜步伐，但并未完全建立有效的协同方法。
三、上海高考综合改革模式下人才选拔与分类培养路径的协同创新
上海高考综合改革在信息系统集成、投档方式和录取方式改革以及选拔与培养路径协同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创新性探索。十年来，逾70万上海学生按新高考模式接受高中教育，并按“两依据一参考”要求完成升学选拔。全市建立完善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综评系统”），开启了新的人才选拔与分类培养协同模式探索。高校借助综评系统提供的信息在多种招生形式中初步实现了人才的科学甄别选拔，创新了选拔和培养协同的有效办法。上海十年协同创新实践为国家人才选拔与分类培养模式构建探索了路径，贡献了经验。
（一）综评系统的建设与应用
上海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率先出台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具体实施办法。建立上海市高中学生综评系统，立足于全面反映学生发展状况和个性特长，着力促进每一位学生的终身发展，促进高中人才培养模式转变，为高校科学选拔人才提供参考[8]。综评系统结合区域基础教育发展特色和高校招生实际需求，从品德发展与公民素养、修习课程与学业成绩、身心健康与艺术修养、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四个维度整合记录和评价学生的综合素质表现。该系统通过数字档案记录和保存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的方式，有效克服了传统纸质档案不宜保存和查找的弊端[9]。系统采取学校写实记录、客观数据导入、集中规范录入、学生网上确认、统一公示审核的方式与流程，相对准确地展现学生在校期间的综合素质，生成每位学生的评价纪实报告供高校招生参考使用。
上海综评系统之所以能够在实际招生中得以应用并持续创新，主要原因在于纪实报告具有精准、立体和体现特色三个特点。首先，纪实报告数据体现了结构化、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的数据特征，经过数据清洗、交换和集成等处理过程，能够精准展现学生的实际表现和个性特征，高校甚至可以通过对不同学生的数据权重分析，对其相对优势进行判断。其次，纪实报告中的思想道德、身心素质、学业水平、实践能力、职业性向、指标评价等标签集合从不同维度构建了学生的真实数字画像，使高校能够直观感受学生与本校各专业人才选拔标准的契合程度。最后，纪实报告呈现了学生的个性特征，如研究性学习专题报告反映学生的特质素养，使高校在校测选拔环节找到了佐证抓手。
研究性学习专题报告是上海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方式的另一个重要创新，反映了学生的创新性学习能力。根据上海高考综合改革人才培养目标设定，所有学生必须以调研或实践方式开展研究性学习，学习成果以课题报告方式呈现。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自主选择感兴趣的主题，运用习得的跨学科知识，针对某一事物或现象进行深入研究，拓展观察能力和创新思维。此项实践对挖掘学生的创新潜力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例如，有的学生以“烟花的制作方式”为题，运用化学知识和美学知识，通过实践操作学会专门技能；有的学生以“地理环境与古代文明”为题，融合课堂学习的地理知识和历史知识，深入分析不同地理环境对古代文明成因的影响；有的学生以“食品安全预防”为题，立足现实生活问题深化对学科知识的理解与应用。研究性学习专题报告在多元招生实践中受到高校的高度重视，学校以之为基础进一步通过校测追问方式了解学生的潜在特质、思维深度和视野广度，由此择优选拔与分类培养目标相适应的人才。
综合素质评价为高校提供了丰富立体、多样化的招生信息[10]，但过于倚重纪实报告开展招生难免存在偏颇与片面。一方面，综合素质评价纪实报告需要进一步完善，在全面性和深刻性上继续拓展，尤其是需要融合应用大模型等现代科学技术增加精准性，如对语言智力、逻辑数学智力、空间智力、音乐智力、肢体动感智能、人际智力、内省智力、大自然智力和存在智力等考查记录，在更多维度上反映学生特质；另一方面，高校要进一步扩大多元化招生范围，强化多元化招生力度，在有效参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基础上，结合本校不同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和方案，综合考量学生学业能力和综合素质，拓宽人才选拔与分类培养的协同创新路径。
（二）配套信息系统的集成创新
为有效推进高考综合改革方案落地实施，实现不同方式的人才精准选拔，上海自改革之初就着力构建“5+12”配套信息系统。其中，5是核心系统，由清华大学牵头建设，包括网上录取现场端系统、网上录取院校端系统、全国来源计划编制系统、录取监管审核系统和安全保障系统等；12是省级配套信息系统，由上海单独开发，包括网上报名系统、成绩管理系统、学业考试成绩合成系统、招生计划网上校对系统、体检信息采集核对系统、照片信息采集核对系统、各类资格名单公示及报送系统、综合素质评价采集核对系统、志愿填报系统、对外信息服务系统、数据上报系统、数据平台用户系统等。相关信息系统的集成创新框架如图2所示。
17个软件系统大部分用于保障工作任务刚性需求，但也有部分在构建之初就将目标指向人才选拔与分类培养的协同保障，如综合素质评价采集核对系统和志愿填报系统等。综合素质评价信息已正式应用于高校招生实际，且与部分批次志愿紧密捆绑，高校在收档时不但要准确获悉学生的学业成绩等信息，还要精准把握综合素质评价信息。这些新要求大大提升构建配套信息系统的难度和复杂程度，尤其需要确保不同系统之间的信息准确传递。从实践效果看，上海高考配套信息系统多年来运行良好，有效发挥了为高考综合改革保驾护航的作用。
就协同促进人才选拔与分类培养而言，配套信息系统融入了诸多创新理念。首先，创造性地提出院校专业组概念，有效解决了高校招生中分类培养的大类与学生选科之间的有效衔接问题，实现不同选科无缝对接高校专业分类的要求。其次，基于院校专业组的志愿填报系统有效打通了学生综合素质在高校招生选拔与分类培养中的应用路径。最后，配套信息系统的建设始终围绕高校人才的科学选拔和学生有效分类培养的目标进行，在人才选拔和分类培养路径的协同上起到了关键作用。
（三）省级考试机构投档规则的创新优化
省级考试机构的投档是高校招生人才选拔的关键环节之一，投档规则已成为高校招生乃至高考人才选拔的重要考量。目前主流的平行志愿投档规则以排序靠前者优先为基本操作逻辑，尽管在公平和效率方面具有较强优势，但十余年来始终未能化解“唯分数”和“分分计较”的质疑。
上海高考综合改革始终聚力于投档规则的优化，探索将综合素质表现各异的考生更加契合地投档至符合要求的高校和专业。目前，上海已经在春季高考招生、专科自主招生、三校生高考招生及统一高考招生的多个项目中采用能够体现综合素质评价作用的新投档规则。以春季高考和统一高考综合评价批次招生为例，为使高校获得更大自主空间，这两项招生均进行了扩比例投档的规则优化。在春季高考招生中，公办院校按不超过专业计划数的200%投档，民办院校按不超过专业计划数的300%投档；在统一高考综合评价批次招生中，按照院校专业组总计划数的150%投档。高校收档后，组织进档学生参加基于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的校测，再根据综合成绩（由高考成绩和校测成绩构成）依次录取。可见，尽管投档环节仍然注重学生的高考笔试成绩，但扩比例投档的做法为高校开拓了好中选优的发挥空间，综合素质评价发挥了实际参考作用，选拔的人才更能体现专业适配性，更加适应高校专业分类培养需要。
在统一高考综合评价批次中，基于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的校测成绩权重占综合成绩的15%，而在春季高考招生中这一权重占比达到25%。通过在不同招生批次中设置权重，一方面有效打破了“唯分数论”，促使学生更加注重提升综合素质，另一方面调动了高校招生积极性，为后续分类培养奠定了基础。
针对不同类型招生院校的综合素质需求和个性化的学生志愿信息，研究合适的投档依据、投档规则和比例是上海高考综合改革的重要创举。投档规则的探索和优化有利于提高招生的质量和效率，为高考人才选拔与分类培养的协同创新开辟了重要路径。
（四）高校录取规则的创新优化
省级考试机构投档后，高校专业录取规则是人才选拔与分类培养能否有效协同的又一关键所在。投档依据越宽、比例越大，高校的选择空间越大，对综合素质与能力有特定要求的专业录取到适配学生的概率就越高。但在这种情形下，高校设置专业录取要求的精准性、录取规则与录取程序的复杂性也会越高。如何在科学公平和复杂度可控的前提下，让不同高校不同专业招录到最具培养潜力和最合适的学生，成为高考综合改革中人才选拔和分类培养协同发展的重要问题。
在高考录取规则的优化中，上海给予高校更多自主权，允许高校根据专业培养需要设定必要的录取要求。仍以春季高考招生为例，各校在春季高考投放的招生专业以应用型为主，后续培养需要学生具备某些方面的特殊技能或素质。高分考生未必符合相关专业的培养要求，而符合要求的学生也不能仅依靠高考成绩进行定位，还要通过特长特质等综合素质表现进行甄选。为此，各校针对不少专业优化了录取规则，以期实现对学生的分类培养更加有效。例如，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专业提出，被录取的学生需要有较强的嗅觉灵敏度，能够分辨日常生活中的常见气味，尤其是对各种香味能进行准确描述[11]；上海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对学生的仪表仪态、表达能力、专业认同、职业认知和普通话水平提出要求，并通过才艺展示考查学生的审美情趣、艺术素养和精神风貌等[12]。高校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特殊需要，在校测环节设计针对性考查项目，着重考查必备技能与条件，对相关能力较强的学生赋予更高校测成绩，使之成为优先录取对象，提高了学生与录取专业的匹配性，提升了人才选拔与分类培养的协同效度。
春季高考的招生专业绝大部分也在统一高考普通批次中开展招生，但由于统一高考招生量大面广、录取时间有限，普通批次只能采取更加高效的平行志愿方式，即依据学生的高考成绩完成投档录取。在此过程中，高校只能被动接受投档学生，缺乏按专业培养需要分类选拔的条件，综合素质评价只能发挥末位同分状态下确定专业的有限参考作用，因此招生在专业适配度上不如春季高考招生。比较而言，上海春季高考招生对录取规则的优化更加适应人才的精准选拔与分类培养。
（五）协同创新的成效分析
高考综合改革十年来，上海注重人才选拔与分类培养协同创新的实践探索，有力推动了中学潜心教改、学生全面发展、高校提升招生与分类培养满意度，初步实现多方共赢。协同创新的成效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落实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设教育强国，必须紧紧扣住教育发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核心实质。高考作为人才选拔与分类培养的关键环节，应当将综合改革重心放在促进人才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的全链条保障上。上海高考改革协同创新以综合评价方式选拔与培养人才的实践，不仅在于优化如何招生，更重要的是向中学和家庭传递如何育人的理念。鉴于越来越多的升学机会强调对学生的全面考查，这种导向引领中学教育教学在重视学生学业能力提升的同时，更加重视对学生全人发展的培养。综合素质评价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培养学生成才提供了长效载体。
第二，丰富了中学教育教学内涵。传统的中学教育教学比较注重基于既定教材的知识传授与能力拓展，随着综合评价方式在升学中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也引导了中学教育教学理念的变革，教育资源供给向多样化与个性化方向转型。如研究性学习专题报告在综合评价招生中得到广泛应用，其要求不再局限于课堂教学，需要学生具备问题探究意识、知识综合与应用能力、实践创新思维。专题报告任务促进了中学教师拓宽教学视野，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关注学科学术发展前沿，切实肩负起指导学生创新研究的职责，真正做到教学相长[13]。
第三，调动了高校精准招生积极性。一方面，通过综合评价协同开展人才选拔与分类培养强化了高校招生权益，使高校从被动收人转向主动选人。由于入围校测学生的高考成绩和学业能力在投档环节已经得到基本保证，因此高校在校测环节可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学生是否具有正确价值观、积极人生观、宽博知识面、潜在学术研究兴趣、是否与专业匹配等方面，由此选拔出来的学生，进入高校后普遍表现出充足的学习信心，学业成绩、知识视野、钻研精神、创新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更加突出，学习状态得到招生院校普遍认可[14]。另一方面，协同创新带来的招生主动权扩大推动了高校能力提升，更加注重优化人才培养策略的设计。
第四，探索了学生与高校双向选择的人才选拔培养新模式。在上海春季高考招生中，一名学生可以填报两个独立志愿，入围两个专业校测，表现优秀者可被两个高校录取，学生可自主选择。这种人才选拔模式打破了学生被动接受唯一录取结果的传统形式，赋予学生选择的权益。学生通过校测实现与高校的互相了解，对专业的认识也可能会发生质的飞跃。在此情形下，允许学生自主选定入学高校，是更高层面升学公平的体现。同时，允许学生与高校双向选择，也更有利于优化学生专业学习导向，提升高校人才培养效率与质量。因此，协同创新思维下的春考一档两投新模式是对传统模式的明显突破与进步。
四、进一步深化人才选拔与分类培养路径协同创新的策略拓展
尽管上海高考综合改革探索的人才选拔和分类培养协同创新实践取得了一系列成效，但面对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教育现代化重大使命，仍有许多方面需要深化拓展。钟秉林等提出，应当在现有基础上反思综合评价招生的跟踪评价和评价模式的适用性，进一步探索高中学生综合素质的科学评价方法[15]。事实上，如何进一步有效发挥综合素质评价信息功效，如何形成全国统一的综合评价招生办法，如何深度优化协同创新技术保障，如何使人才成长培育无缝对接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是亟须解决的问题。本文对此提出四个方面的优化策略。
第一，进一步发挥综合素质评价信息功效。综合素质评价信息应更加充分、更加真实地反映各类学生的潜在能力与素质，并与信息系统、投档规则、录取规则等实现挂钩。在高考综合改革目前的人才选拔新模式实践中，综合素质评价信息主要发挥“一参考”作用，与招生录取结果挂钩。但究竟是软挂钩还是硬挂钩更能有效地发挥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的选育功效，在学术界有不同观点。有观点认为，综合评价结果应与高考招生录取硬挂钩，否则就会在实践中被弱化或形式化[16]；也有观点认为，硬挂钩虽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但存在来自教师、家长、学校三方面的阻力，会衍生出各种风险[17]。从现实角度看，鉴于不同地区、不同学校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的信度效度不统一，也存在评价内涵不明确、功能定位模糊等问题[18]，因此只能采取软挂钩。但应看到，学生考试成绩只是某一时刻某些角度的“局部切片”，无法准确反映其真实能力，而综合素质评价信息一定程度上是“全身扫描”，只要数据足够真实和准确，对人才的评价功效远高于考试成绩。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表现与招生录取结果硬挂钩或者实质挂钩的技术障碍完全可以攻克，较难破除的还是观念上的障碍。
第二，建设全国统一的综合评价招生办法和工作平台。目前，各省采用综合评价开展招生的项目不少，但在探索实践过程中的具体做法不同，各有侧重。就全国而言，除强基计划和少量高校在本科提前批次采取综合评价方式招生，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山东等省市也经批准单独设定综合评价招生批次或项目。它们对学生高考成绩与综合素质所占权重的规定不尽相同，究竟哪种办法才是体现人才选拔与分类培养的“帕累托最优”方案，需要进一步采集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基于高考人才选拔和分类培养协同创新的复杂性和敏感性，教育主管部门应及时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方案与工作平台，结合各省省情，在分批推进高考综合改革过程中尽可能减少因政策差异造成的省际攀比及不利影响，有效解决高校在不同改革批次省份开展人才选拔与分类培养的困难。
第三，追踪技术发展前沿，深度优化协同创新技术保障。人才选拔和分类培养路径协同创新的本质是在学生综合素质信息采集与呈现、招生录取配套信息系统优化、省级考试机构投档规则优化、高校录取规则优化和高校专业分类培养方案优化之间寻找到“帕累托最优”。在这个过程中，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无疑对提升招生工作效率具有重大价值。人才选拔与分类培养的协同创新必须基于高性能技术保障，需要时刻关注AI技术发展对相关软件系统、一档多投算法以及协同创新各项举措的影响。
第四，注重协同创新实效，无缝对接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社会经济发展为人才成长培育提供了机遇与环境，也对高校专业建设和学生综合素质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协同创新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保持同步，注重各类人才选拔与分类培养的实效。对于急需的紧缺人才，需要突破传统思维，及时协同优化选拔与培养路径，实施有效、有力的教育供给。例如，上海为提升城市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突出强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布局智能终端、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元宇宙四大新赛道产业[19]，对相关专业的人才选拔与分类培养提出了新要求。上海教育部门和相关高校据此聚焦产业动向、优化学科设置，一方面积极创新生源选拔机制，探索英才班等人才选拔新路径，另一方面鼓励实施产教协同育人，打造面向未来智能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试验区，为教育强国、人才强国、科技强国建设贡献智慧与力量。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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