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考试研究
EXAM SCIENTIFIC RESEARCHS
大数据时代的教育评价:特征、风险与破解之道

2023-12-26

原文刊载于《中国考试》2023年第10期第9—16页。作 者伍远岳,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摘 要:随着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大数据被广泛应用于教育评价,成为现代教育评价的重要支撑。大数据支持下的立体评价、即时评价、动态评价和发展评价,建构了一幅教育评价的全新图景。大数据赋能教育评价亦有一定的限度,图景背后的数据伦理威胁、主体规训困境和数据解释所存在的边界迷失等一系列潜在风险引发教育者的担忧。面对教育评价中可能出现的数据隐忧,评价者需要秉持科学的教育价值观,基于教育立场与人的发展立场做出正当性判断、价值性判断和有限性判断,以更好规避教育评价中各类潜在风险。 关键词:教育评价改革;大数据;教育评价;教育判断;数据风险   21世纪以来,大数据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时代表征,改变着人们生产、生活和理解世界的方式。一般来说,大数据指常用数据库软件无法获取、存储和管理的数据集,具有大容量、高速度、多样性、价值性特点,需要有效的技术来分析与处理[1]。教育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使大数据在教育管理、个性化学习、智慧教学等领域的应用不断深化。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客观性[2]。当前,大数据已成为重塑评价改革实践的重要驱动力量,不仅为评价过程提供丰富的数据支持,也通过数据分析与管理提升教育评价的精准性。然而在大数据赋能教育评价的过程中,亦不能忽视数据伦理、主体性迷失等潜在风险。教育评价工作者应基于教育立场和人的立场,通过科学判断,处理好数据与人之间的关系,真正发挥大数据的教育评价功能。1 大数据时代教育评价的基本范式教育大数据已成为教育评价的核心资源,大数据支撑下的教育评价不仅意味着拥有海量数据,更体现为多源数据采集、数据深度挖掘、数据实时呈现以及高效数据管理在教育评价中的应用。1.1 多源数据,实现全过程、全方位的立体评价  多源是大数据的一个重要特征,表现出对教育评价全过程与全时空数据信息的持续采集与追踪,内含对评价对象全景式呈现的意蕴。传统教育评价受到技术条件限制难以获取全面评价信息,从而易使一些关键维度的评价内容缺乏强有力的信息依据,评价的有效性与专业性难以保证,多源数据则“帮助我们以前所未有的视角判断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展示那些以前不可能观察到的学习层面”[3]9,推动着教育评价从基于小样本数据的经验判断向基于整体性大数据的证据决策转变。  多源数据的重要价值在于促成教育评价活动实现时间维度上的连续性与空间维度上的全域性。在时间维度上,多源数据体现为相关主体能凭借数据采集平台与设备获取展现评价对象变化发展的过程性数据,如通过物联感知技术、可穿戴设备技术、传感器、视频录制技术、识别技术等数据获得各种状态、各个环节的海量历史数据与实时生成数据,一些行为数据可以实现伴随式采集,促成过去与现在多时空数据联结,展现评价对象的变化与发展过程[4]。在空间维度上,多源数据一方面表现为数据采集渠道更加多样,能够突破场所的限制,线上数据与线下数据也可以并存,形成多维评价空间;另一方面则是数据种类更加全面,能够展现评价对象在学业成绩、情感态度、身心健康等各个方面的表现,充分反映评价对象的真实状态。同时,多源数据也意味着评价数据结构的完善与数据层次的明晰,如美国所建立起包括国家级、州级、学区级以及校级的各级各类教育数据系统,“这些数据系统之间相互关联,数据互通,形成立体化数据网络,为美国教育评价用大数据的获取提供了基本的依托。”[5]多源数据能够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阻隔,是推动教育评价由模糊走向精确的重要因素,为构建全过程、全方位的立体化评价网络奠定基础。1.2 深度挖掘,实现科学化、精确化的即时评价  教育数据是教育评价的事实与证据基础,但仅仅对教育数据进行简单采集、现状描述与浅层分析并不能充分实现其内在的价值与意义。长期以来,我国教育评价中存在数据来源与类型单一、数据的关联性缺失、数据使用缺乏深度等问题,未能真正发挥评价数据的应有功能,而大数据所具有的大容量、高速度、多样性等特征使得对数据进行深度挖掘成为可能。大数据在经过深度挖掘后所形成的结果能够呈现多种模态数据之间的关联情况,深入分析评价对象成长与发展的规律,实现对评价成效的追踪与问题预警。  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挖掘以数据信息技术手段作为支撑,可以对海量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交叉检验以及聚类统计等,使得多样态数据经过整合与分析后形成更具针对性与实效性的评价数据,实现数据质量的提升,从而不断增强评价分析结果的精准度[6]。此外,对于大量、丰富的评价数据,深度挖掘能够从数据的相关关系中寻找其价值,而这一点是单一微量数据很难实现的。例如,研究者可以通过PISA测试中所形成的庞大数据库进行数据挖掘与二次分析研究,从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视角进行分析,使评价数据的应用价值得到充分实现。运用多样化技术对海量评价数据进行挖掘,可以为教育决策提供更加专业科学的依据。对于教师的教学而言,对数据的深度挖掘则能利用相关关系的“发声”捕捉学生的最新动态,构建个性化学生数字画像[7],为学生的学习提供及时反馈,实现即时评价。1.3 算法推荐,实现可视化、差异化的动态评价  算法是大数据时代的重要概念,数据的积累促成了算法研究的深入,大数据与智能化传播的本质,就是基于计算机的算法程序对各类数据信息进行搜集、整理、评估、分类以及应用[8]。智能算法的基本要义即根据用户的历史数据,运用数学算法分析用户个人偏好并进行推荐。在教育领域中,仅凭单一的分析工具难以快速挖掘数据的多维功能,而智能算法的应用则有助于推动教学管理评价等走向精准化与个性化。  用算法生产教育知识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搜集足够的数据,然后通过适当的算法发现相应的知识[8],算法推荐应用于教育评价中能够更加精确地推送评价对象所需的数据信息,压缩评价数据反馈所具有的偶然性。基于大数据技术,研究者能够充分利用算法模型,凭借可视化工具等载体从海量的数据库中精准获取并反馈评价信息;可视化技术有助于分析和探索大规模复杂评价数据,对公众理解和发现教育规律起到极大作用,是教育价值最直接的呈现形式[7]。智能算法借助相关工具将关涉个体成长发展的评价数据以可视化图表等更直观的形式进行输出,评价对象可以从中获取个性化的分析数据与精准化的反馈结果,从而了解自身的优势与不足。此外,对学生个体差异与个性化的忽视导致教育评价陷入同质性的困境,难以为改善评价对象的发展状况提供实质帮助。在大数据时代,算法推荐能呈现适用于特定群体和对象的评价内容,回应教育评价中所存在的客观差异。智能算法对评价数据复杂性与差异性的关注促成了评价活动的动态性是算法推荐的重要价值体现。1.4 数据管理,实现预测性、前瞻性的发展评价  高质量的教育评价离不开大数据技术的支撑,然而,目前教育评价数据的运行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不同机构之间的数据获取难度大、数据缺失、数据壁垒等现象。随着大数据管理技术不断提升,数据管理功能依托特定的技术或平台对所采集的海量数据进行分类、归纳、分析等处理,使复杂多样的评价数据处于有序的状态。  数据库是对海量数据进行整合分析的有效手段,教育评价活动在信息技术支撑下可以形成评价数据库,从而有效实现对海量评价数据的管理。目前的大规模教育评价项目均依托互联网实现大范围合作式评价开发、施测、过程与数据管理[9],形成包含学生学业质量与多主体背景的调查数据库,满足学生、家长、教师、教育管理部门以及教育研究者等相关主体对评价数据应用的需求。建立大规模的追踪数据库是实现预测性、前瞻性的发展评价的必要支撑,也是实施增值评价的前提条件,利用数据库能够对评价数据进行统一管理与持续追踪,系统地掌握评价对象在一定时间段内的发展与成就变化。同时,数据管理有利于对数据进行横向与纵向分析,对于了解学生学业成绩的发展情况,建构学生学习过程常量,科学、全面地评价学生的学习过程,也能够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4],真正实现发展性学生评价。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nberger)等曾提出了大数据改善学习的3大核心要素:反馈、个性化和概率预测[3]104,对大数据进行管理不仅仅是关注过去或现在,更重要的是能够对个体行为偏好以及成就表现等数据进行预测,帮助评价对象及早了解自我发展态势。不论是学校评价、教师评价抑或是学生评价,其中内含促进人的发展的最终要义,在大数据管理体系的不断完善之下,对评价对象发展路向进行规划的可能性随之提升,推动着教育评价向更具前瞻性的发展评价转变。2 大数据时代教育评价的数据隐忧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促使我们进入到数字化世界之中。大数据何以可为,又有何不为?从评价数据采集到数据分析,再到评价结果的运用,都可能产生不可预测的风险,大数据时代教育评价亦面临一定的数据隐忧。2.1 数据采集触发数据伦理威胁  数字化时代,大数据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与数据有关的伦理问题也随之受到广泛关注。数据伦理是一种新型伦理关系,与信息伦理有着密切关联,可以认为是在数据运行中所形成的风险问题以及价值规范[10]。大数据本身无好坏之分,但与其他因素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影响,可能远远超出技术和实践的直接目的。大数据时代教育评价所存在的数据伦理,首先表现为数据收集中对个体隐私的侵犯。教育评价中对评价对象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数据采集,大量评价数据极有可能触碰到评价对象的个人敏感信息,加之相关主体对数据隐私保护不足,评价数据存在泄漏风险。其次,海量评价数据的价值更多源于二次利用,但在实际评价过程中存在数据滥用问题。在大数据时代一旦将事物数据化便可以改变其用途,一些数据在评价活动结束之后并未及时清理,可能会被未经授权的机构重新利用,数据主体的知情权未能得到保障,使得评价对象隐私被侵害的风险不断加剧。最令人不安的是不可预知的辅助数据集所构成的风险,这些数据集可以被用于重新识别个人数据。这意味着数据研究对象所面临的风险并不局限于项目研究本身的范围和寿命[11]。最后,尽管在人工智能背景下评价数据采集手段日趋多样,但由于多样性、动态化情境的制约,数据的完整性难以保证,尤其是当多个数据集同时使用时,这些错误和差距也会被放大[12]。在此情况下,可能形成对评价对象的认知偏差,所带来的身份固化在一定程度上加重教育评价的不平等。大数据采集所具有的倾向性也可能会损害评价对象的正当权益,由于我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受不同文化的影响,我国的教育存在很大的区域差异、民族差别,评价数据采集中的偏向性可能会导致算法歧视风险[13],数据叠加算法容易造成对评价对象的偏见与歧视,从而产生新的教育不公平。2.2 数据使用陷入主体规训困境  自启蒙运动以来,人是理性自主的存在这一观点广为流行,人的主体性被推至极高的位置,“主体性问题是哲学的核心问题,也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人的主体性是教育追求的重要目标。”[14]大数据时代,海量数据支撑下个体的自主性与选择性似乎得以提升,但实际上“人的主体地位遭遇挑战,甚至可以说,是人类以一种乐观自愿的期盼把主体性让渡于自己创造的技术。”[15]个体所具有的认识主体地位意味着我们无法将评价对象视为可以规训与塑造的客体,但在大数据驱动下却极易陷入数据依从的困境。  首先,教育评价中的数据取向促使人们越来越相信只有通过大数据才能探寻评价对象成长发展的规律,个体对数据的依赖与日俱增,自我的批判性思考与判断力被迫让位于丰富的数据,在大数据的裹挟之下导致个体主体性的迷失,最终形成对数据绝对依从的尴尬局面。其次,大数据支撑下教育评价的主体规训还表现为将人存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抽象为统一的数据,正如将学生的认知活动、情绪体验以及教师的教学智慧等因素用无生命的数据进行简单化理解,个体沦为“单向度的人”将成为既定的事实[16],进而导致个体在教育评价大数据所建构的数字世界中日益感到价值迷失与意义失落。最后,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权力成为支配他人的隐形力量。“算法权力从表象上看是一种技术权力,但其背后潜藏着控制算法设计和研发过程的资本的权力,而且在不远的将来,算法权力有可能会脱离人类的掌控并演化成人工智能对于人类的技术优势甚至是霸权。”[17]教育评价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深度分析从而为评价对象画像,基于技术手段掌握评价对象的个人偏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引导个体的思维和行为选择,个体的自由意志被消减,在有限理性之下,对评价数据的依赖不断增强。“我们流连于层层叠加的数字景观,却唯独看不见景观中的他人。”[18]人的主体地位受到挑战,只能被动地等待数据所呈现的结果,并以此来进行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迫使个体放弃对数据之外空间的探求。2.3 数据使用存在边界迷失  数字思维范式在现代社会中备受推崇,计算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一切认知都可进行计算。从本质上说,大数据是人类探索理解和量化世界的新进展[19]。大数据时代教育评价同样受到计算理性的支配,力求在评价过程中让数据说话,寻求其可确定的部分,从而避免评价中不可预测的危害。但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是客观世界的固有状态,任何对确定性寻求的努力都存在着不确定性。由于认识的不可穷尽性以及个体生命的无限可能性,教育评价活动同样内含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使得评价数据本身以及数据结果的应用边界具有限度。  当数字技术主导教育评价时,评价者对数据的使用常常陷入边界迷失的漩涡。一方面,大数据时代的教育评价希望通过所获取的丰富数据建构出真实可信的世界,将不确定的因素用确定性的数据来进行表达,充分利用算法模型发现评价数据内隐价值,以此实现基于已知推测未知的美好愿景;通过大数据以及算法的运行使评价对象的成长发展可预测,努力揭示关于评价对象发展的确定性规律。另一方面,在技术主导下,大数据叠加算法强行对教育评价中的偶然性因素进行限定,运用评价中获取的多源数据对评价对象进行概率预测含有对个体改进路径进行限制的意味,这本身就是对数据边界的一种忽略。基于大数据的教育评价建立在铲除风险的基础之上,这虽然具有数据上的合理逻辑,但当教育评价对数据的使用迷失边界时,学生的发展空间、教师的教学空间也随之受到束缚。在此之下,教育者需要深入思考:在数据越来越多地影响教育评价的环境下,人们使用大数据的目的是什么?某种程度上,评价者使用大数据是为了满足对可量化秩序的渴望,而这种对数据的信任使评价者可能会被数据的虚假魅力所迷惑,并赋予数字更多的意义,此时评价数据背后的教育本质可能被遮蔽。教育评价对数据价值的盲目扩大回避或者是缺少了对什么是好教育的追问,实际上,任何教育规律的揭示,都无法回避对理想教育追求的目的性规约[15]。大数据时代下教育评价对数据的应用不应迷失其内在的边界,从而忽略对美好教育的向往与追寻。3 以三重判断破解大数据时代教育评价的数据隐忧  教育评价是基于事实与价值的实践性活动,价值判断是教育评价的本质特征,而合理的价值判断需要以科学的教育价值观为基础。在大数据时代,要充分实现数据的教育价值,评价者需立足人的发展立场,通过正当性判断、价值性判断与有限性判断三重教育判断来破解大数据时代教育评价遭遇的数据隐忧。3.1 通过正当性判断化解数据伦理困境  正当是一种基本的价值评判,正当性是一切社会行为的准则,也是教育行为的前提和规准。“正当性的探寻”意味着教育哲学研究必须对教育行为作一个规范性的判断:何为正当性的教育行为[20]。在计算主义的支配下,对教育行动在理性层面的正当性判断被忽视,有必要探寻大数据时代教育评价的正当性。教育评价中的正当性判断表现为相关主体对评价过程做出规范性的判断、赋予数据以人文关怀,寻求数据理性与个体情感的融合。  在大数据时代的教育评价中,正当性判断首先意味着教育评价数据的采集、分析以及反馈等环节中的合法性。大数据的有效性并不意味其具有正当性,评价数据收集、分析与管理过程要遵守数据规范,评价者要明确哪些评价数据可以采集以及何种评价数据可以进行公开共享,应使数据运行合乎教育目的,确保评价对象的隐私边界得到保护。其次,大数据背景下教育评价的正当性判断应始终坚持的评价原则是,要让参与的实践主体都能享有一定的评价权利,让每个评价对象都能获得一个公平公正的评价结果和发展权利[21]。教育评价的正当性并不能仅仅以满足多数人的要求为标准进行衡量,评价者需要明确教育评价所要实现的目标,提升理性思维能力,判断何种数据可以进入教育评价视野,充分关注到评价对象个体差异和其自身发展需要与内在潜能,减少对部分群体的偏见与歧视。最后,大数据时代教育评价的正当性判断需要坚守,把人文关怀作为技术活动首要考虑的因素[22]。教育评价中所获取的大数据只是提供一种事实参考,并不能代表评价对象发展的全部,当个体的成长受到过去数据的约束从而遭受不公正的待遇时,尤其需要评价主体以更具人文情怀的态度来审视评价大数据对个体发展带来的冲击,营造更具教育性的评价氛围,认识到评价对象并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具有丰富情感的人,使评价对象在评价过程中能够获得积极的情绪体验。当评价对象被不断地数字化和算法化的时候,这种伦理困境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而此时正当性判断也显得尤为重要,它显示着对更科学合理的教育评价的渴望。3.2 通过价值性判断促成评价对象主体性回归  人是事实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能动主体,人与客观世界之间既存在事实关系,也存在价值关系,价值性则反映了人与外界的价值关系。价值性判断是一种关于合理性的判断,是关于好与坏、善与恶、利与害、正当或不正当、合理或不合理等的判断,它解决的是客观事物对主体需要的关系“应怎样”的问题[23],大数据背景下的教育评价需要回应并处理好人与数据之间的价值关系,因为教育世界是人类意义生成的世界,教育活动是一种价值关涉的活动,教育活动本身具有内在的价值向度[24]。从教育的立场即人的发展立场出发,数据技术仅仅是认识主体的延伸,大数据时代的教育评价需要在主体价值观的引导下开展活动,需要满足个体的需要和意志,而不能任由技术来改变作为认识主体的基本属性[14]。教育评价中的价值性判断表现为评价者不是仅仅利用大数据转化为特定的行动,而是能够借助数据判断何种行动对评价对象是适切的,以及这种行动为评价对象所带来的价值[25]。在评价过程中始终追求评价对象的发展以及个体主体性的生成,这也要求评价者所采取的行动始终是面向未来的、开放的,而不是对过去或现在的重复。  在大数据时代的教育评价中,数据为评价主体采取行动提供了可能的途径,至于是否会转化为现实仍需要基于教育立场的价值性判断,要规避数据对个体可能带来的规训风险,摆脱对数字魔力的迷信[26],避免沦为数据化的教育评价。这种数据化的教育评价本质上是一种外在性的教育评价,并未涉及对人的内在性进行描述和判断[21],仅仅关注能以数据所表示的指标维度,而个体发展复杂性与多样性被遗忘。事实上,教育评价过程不仅仅是数据采集与分析的过程,更是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大数据叠加算法无法取代能够表征人类主体性的专业判断能力,教育评价中数据取向所导致个体主体性迷失必须通过价值性判断予以弥补。评价者不仅要判断依据大数据所开展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以及相应的评价行为方式对个体发展的影响,还要判断其教育潜力,这意味着评价者应具有一定的实践智慧,除了运用大数据衡量评价对象的发展之外,还要充分认识到个体发展的复杂性与无限可能性,为个体在数据之外建构可发展的空间。3.3 通过有限性判断关照评价数据背后的教育本质  在大数据时代的教育评价中,有限性是指数据功能与作用的限度与边界,有限性判断则是指对数据功能与作用的限度与边界的评判。任何事物所起的作用均具有一定限度,都只能在合理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如出现边界模糊,则可能会导致功能的泛化或僭越。正如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对技术与实践关系的分析,技术之所以在某些时刻不再是实践的手段,反而成为干扰活动的破坏对象,恰恰是因为在这些技术的使用中,使用者被“消散”了[27]。大数据时代的教育评价如果缺少对评价数据功能的限度与边界的考量,忽略数据背后真正的内涵与意义,尤其在评价目的之间发生冲突时,教育评价数据有可能被滥用。由此,在大数据时代的教育评价中需要进行有限性判断,这种有限性判断并不在于简单拒绝大数据在评价活动中的应用,而是不断寻求数据与人之间的平衡,明确数据及其使用的合理限度,促使大数据时代教育评价回归教育育人本质。  在大数据时代,教育评价以看似客观公正的数据和确定的结果,为教育与个体发展指明方向,导致人对数据的迷信而忽视数据背后的教育本质。首先,有限性判断需要体现评价理念的教育性,即基于大数据的教育评价应立足人的全面发展,对于评价对象而言,个体无法被完全数据化,大数据时代教育评价也无法表征个体发展的无限可能性,教育性是有限性判断的前提;其次,有限性判断需要彰显评价过程的伦理性,即评价活动的开展应该遵循数据伦理,大数据所具有的工具价值不能取代教育内在的育人价值,要避免教育评价中的“灯柱综合征”,寻求人的发展而不是陷入数据的泥潭。最后,有限性判断需要凸显评价结果的成长性,评价最终指向的是个体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反映当前的发展。关注数据背后的教育本质,促成评价数据教育价值的回归是大数据时代教育评价的应有之义,“如果我们怀疑纯粹本质的存在,或者不去问纯粹本质,而把现实的一切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那本质的问题就会被遮蔽”[28]。在大数据时代的教育评价中,如果评价者只关注评价数据所体现的现实意义,而忽略数据的教育本质,那么,数据背后的教育本质与功能就会被遮蔽。  在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支撑下的教育评价所实现的立体评价、即时评价、动态评价以及发展评价构建起一幅教育评价的全新图景;然而,当教育评价中数据的教育本质被搁置,教育评价促进个体全面而有个性发展的功能就会因陷入数据泥沼而无法实现。意识到大数据背后的风险,警惕大数据运用于教育评价带来的隐忧,进行基于人的发展立场的教育判断,让大数据为教育评价服务而不是数据凌驾于人的主体之上,这是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中对技术、数据与人之间关系的理性回应。 参考文献:

基于新课标评价理念的英语考试形式优化策略

2023-11-20

基于新课标评价理念的英语考试形式优化策略原文刊载于《中国考试》2023年第11期第30—36页。作 者程晓堂,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谢诗语,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在读博士生。 姚铄姿,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在读博士生。摘 要:考试形式的选择直接影响到考试的信度和效度。尽管当前英语考试形式丰富多样,但仍存在选择题比例过高、语言知识考查形式的效度不高、书面表达题的开放性和真实性较低、较少使用基于问题情境的考试形式等问题。基于新课标全面考查学生核心素养的考试与评价理念,提出核心素养背景下英语考试形式的优化策略,包括基于语篇考查语言知识运用能力、根据真实语言使用情形设计考试形式、积极探索基于问题情境的考试形式、注重考试形式的多样性等。关键词:考试形式;英语考试;考试改革;新课标0 引言  考试改革是推动课程改革的重要举措。新课程改革高度重视评价与考试,提出了重要的评价与考试理念。高中英语新课标提出,考试要全面考查英语学科核心素养[1]94。义务教育英语新课标进一步明确了考试的目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指出考试应“选择与测评内容相适应的测评形式,使之能够考查学生综合运用英语理解和表达意义、解决问题的过程和结果,以及在此过程中所体现的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及其水平,确保测评能准确考查学生的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2]60。  考试的目的、内容和形式息息相关。考试形式的选择会影响考试目的的达成以及考试内容的范围和难度[3]。这是因为不同的考试形式对学生知识和技能的考查深度和广度不同。比如,选词填空题不能有效检测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4]。学生在答题时往往不会使用预期的阅读技能和策略,而是使用相关的词汇或句法知识来选择合适的词语填空。再比如,尽管测试内容相同、题干等效,多项选择题和开放式试题的难度仍存在差异[5]。  考试形式的选择既可能促进教学,也可能妨碍教学[6-7]。当考试形式与课程目标和内容不一致时,可能会对课堂教学产生消极的反拨作用;相反,当它们相一致时,则会产生积极的反拨作用。例如,如果课程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口头交际能力,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果时却采用纸笔考试,那么消极的反拨作用就会随之产生,教师在课堂上可能会更加关注学生书面语言知识的提高,而忽视学生口头交际能力的培养;反之,如果采用与课程目标和内容相适应的考试形式,如人人对话、人机对话等,则会对课堂教学实践产生积极的反拨作用,促使教师设计更多的交际活动和场景,更好地达成课程目标。  在语言课程中,考试形式常常与课程目标和内容不相匹配[6],对教与学产生了不利影响。长期以来,受考什么就教什么、怎么考就怎么教的影响,一些教师热衷于将考试形式作为教学内容和方法[8]196。这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学生有针对性地进行考试训练,提高考试成绩,但却容易造成高分低能的现象,不利于培养学生的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此外,传统考试形式已不能完全满足新课标有关全面考查学生核心素养的要求[8]224。英语考试需要开发新的考试形式或改进原有的考试形式,为学生的核心素养发展提供全面、真实、准确的反馈,最大限度地发挥考试对教学的正面反拨作用,同时也为实现考试目的、明确考试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创造有利条件。1 目前英语考试形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英语考试采用的形式多种多样,但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1.1 选择题比例过高  由于易于回答、易于评分等特点,选择题在英语考试中被广泛使用[9],题量和分值占比都偏高。例如,某省9市的中考英语试卷中,选择题分值平均占比为57.1%,选择题的数量普遍高于非选择题的数量,超过一半试卷中的选择题数量是非选择题数量的两倍[10]。此外,选择题还是英语考试中考查阅读和听力技能以及语法知识的最常见的考试形式[6]。  选择题在英语考试中的比例过高会产生许多负面影响。首先,选择题通常用于考查对语言知识的记忆和表层理解,较难考查对这些知识的深层理解和实际应用[11]27。其次,选择题过多可能影响考试公平。考生可能会通过猜测和解题技巧而非运用实际掌握的语言知识来回答问题[9][11]26。最后,选择题过多还可能对课堂教学产生消极的反拨作用。为了帮助学生提高考试成绩,教师可能会将大量的课堂教学时间用在讲解选择题的答题技巧和开展选择题的专项练习上[9],而忽视了对学生语言能力的综合训练和培养。1.2 语言知识考查形式的效度不高  目前的英语考试经常采用选择题、改错题、填空题和句型转换题来考查考生对语言知识的记忆和理解。然而,这些考试形式通常在单个句子中孤立地考查词汇和语法等语言知识[11]28[12],难以考查考生在具体语境或语篇中运用语言知识的能力。下面是某市2020年中考英语试卷中的一个填空题。尽管该题要求考生根据句意运用词汇知识来填空,但实际上考生只需熟记单词的拼写和中文含义就能顺利填写目标单词。1.3 书面表达题的开放性和真实性较低  很多书面表达试题的开放性较低,主要表现在试题对写作内容、格式和字数的限制。作答这道题时,考生只能按照固定的思路和框架进行写作,或将提示里的中文要点译成英文就能基本完成写作任务,并不太需要表达自己的观点或经历。因此,这道书面表达题的开放程度不高,主要考查对固定写作格式和内容的掌握情况,而非实际写作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  很多书面表达题的真实性较低,主要体现在试题的写作目的和内容均是编造设计出来的,与考生的实际生活和经验相去甚远。例题2要求考生围绕上周末参与的社会实践活动写一篇短文,而实际上他们上周末并未参加此类活动,有的考生甚至从未经历过此类社会实践活动,致使这道书面表达试题真实性较低。考生无法将自己的实际经验和真实感受融入作答任务。1.4 较少使用基于问题情境的考试形式  传统的英语考试主要考查语言知识和技能,而非实际语言运用能力,对在真实的情境中使用英语解决问题的能力的考查尤为不足[13]。基于问题情境的考试形式通过设定具体的问题情境,测试学生如何使用英语知识和技能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更加注重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更能反映学生的真实英语水平。然而,基于问题情境的考试形式在英语考试中尚未得到大规模推广和应用。这主要是出于以下原因:第一,考试观念的影响。在传统的考试观念中,考试的目的是检测考生对语言知识的掌握程度[10],而非运用语言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命题技术的不足。开发和应用基于问题情境的考试形式,需要成熟的命题技术来支持问题情境和评分标准的设计,而目前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均不够充分。第三,教师和学生适应性的问题。基于问题情境的考试形式与传统的考试形式有很大不同。教师和学生需要时间来适应这种新的考试形式。2 核心素养背景下的英语考试与评价理念  高中新课标和义务教育新课标均提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课程理念和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课程目标[1]1-2[2]1-2。这些理念和目标既是英语课程改革的重要方向,也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关键所在,应在日常考试与评价、学业水平考试、高考以及其他相关考试与评价中得以充分体现[13]。只有这样,考试与评价才能既准确反映课程改革的成果,又对日常教育教学起到积极的反拨作用。英语考试的目的是准确评估学生的核心素养发展水平,为学生的英语学科核心素养以及这些素养达成的水平提供相关证据[14],以便更好地指导教育教学和促进学生的发展。英语考试不应该孤立地考查语言和文化知识,而应该把对这些知识的考查融入对语言能力的测评中[14]。这种考查方式不仅可以检验学生对英语语言和文化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还可以评估他们运用这些知识进行真实语言交际的能力。此外,英语考试还应该渗透对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的考查[1]99[2]59。换言之,英语考试不仅要测试学生的语言知识和技能,还要关注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以及他们如何运用英语进行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英语考试的形式应尽量贴近真实的语言使用情况,采用典型的听、说、读、看、写等任务及其综合任务的形式,为考生提供运用语言和展示语言能力的机会[1]100。具有真实性的考试才能展现考生在真实情景中运用语言的能力。一言以蔽之,英语考试的形式应从机械固化的选择题、判断题、填空题转变为实践应用和问题解决形式的试题[15]。3 新课标背景下优化英语考试形式的策略  当前的英语考试形式与核心素养背景下英语考试与评价的理念还存在差距。要更好地实现考试目的,应对英语考试形式进行系统改革和优化。良好的英语考试形式应能有效、可靠地评估考生的语言能力,还要对教学产生正面的反拨作用,易于操作,省时省力[16]75。基于此,应从4个方面优化英语考试形式。3.1 基于语篇考查语言知识运用能力  基于语篇考查运用语言知识的能力,就是要以真实且相对完整的语篇作为考试素材,让考生在理解语篇的过程中展示和运用语言知识[16]174。例题3要求根据语篇内容和上下文语境填写恰当的词语,主要考查运用词汇和语法知识的能力。这种基于语篇考查语言知识运用能力的方式,避免了传统考试中孤立考查语法知识的问题,与在具体情境中考查语法能力的理念高度契合[12],有利于检测考生的实际语言运用能力。考生必须准确理解语境,把握语篇意义,才能填写出单词的正确形式,因而这种考试形式还有利于检测考生的阅读理解能力。  基于语篇的填空题的效度容易受到填空内容的影响[16]175。例如,如果语篇中缺失的内容是容易出现拼写错误的生词或难词,或者无法从已有语篇信息中推断出来,那么基于语篇的填空题就无法准确检测考生的语言知识运用能力和阅读理解能力,试题的效度就会显著降低。因此,为了减少填空内容对试题效度的负面影响,基于语篇的填空题可以为考生提供适当的提示信息,引导他们顺利完成填空。例题4要求考生将行尾所给单词的适当形式填入语篇,主要考查词形知识和在特定语境中运用词形知识的能力。这种考试形式为考生提供基本的填词信息,减少因词汇难度造成的单词拼写错误,保证了试题效度。在命制这种试题时,应注意所选语篇的主题和内容要贴近考生的学习和生活,以便能够检测他们在真实语境中运用语言知识的能力。3.2 根据真实语言使用情形设计考试形式  考试形式最好接近现实生活中语言使用的情形[10],以检测考生的实际语言运用能力。贴近真实语言使用的考试形式不再使用脱离语境的考试素材和任务,而是为考生创设贴近真实语言使用的情境,设计接近真实语言交际的任务,让他们在这些真实的情境和任务中展示自己的语言运用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考试形式不仅能同时考查考生的多种能力,还能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动力,使他们更加愿意参与到学习和考试中来[17]。例题5使用非连续文本作为考试素材。非连续文本通常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告示、招贴、留言等。这类文本篇幅短小、信息量大,需要仔细阅读才能获取完整信息。因此,基于非连续文本的阅读理解试题有利于考查考生从阅读材料中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诚然,在实际生活中考生并不需要在阅读非连续文本后完成选择题。但是,受考试目的和性质的制约,英语考试形式只能尽可能地贴近真实的语言使用情境,而不能完全再现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使用[17]。例题6通过模拟电话交谈来考查考生的听力理解能力和笔记能力,与现实生活中的语言使用情境高度相似。考生需要捕捉和记录电话交谈中的关键信息,如渡轮的出发时间、出发地点、票价等。这种考试形式要求考生在有限的时间内补全表格内容,对考生的听力水平和认知能力提出较高要求,必要时可适当降低难度,如每处空白要求考生只填写一个单词或数字、录音播放两遍、对考生所填内容中不重要的单词拼写错误不扣分或少扣分等。3.3 积极探索基于问题情境的考试形式  缺乏问题情境的英语试题,难以考查考生运用英语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基于问题情境的考试形式,“通常给出一个具体交际情境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学生需要根据情境的要求,获取并处理信息,解决具体的问题”[13]。这种考试形式使得英语考试更加接近真实的语言使用情境,更能反映考生的实际英语运用能力、思维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实际上,口语和写作试题均可以采用基于问题情境的形式来考查考生在问题情境中运用英语的能力,特别是使用交际策略、传递与交流信息、再现生活经历和表达思想的能力。例题7要求考生以同龄人的身份解答读者来信中的问题,主要考查书面表达能力、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该题具有真实的问题情景,提供了明确的写作任务。考生需要分析问题、提出观点、充实论据,才能完成写作任务。  听力和阅读理解试题也可以采用基于问题情境的考试形式,考查考生从语言材料中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阅读理解试题可以要求考生阅读有关全麦面粉和精麦面粉的报道,以及有关某面包店将只供应全麦面包的讨论,并结合已有知识和经验来回答人们应该食用何种面粉这一问题。这种考试形式不仅要求考生具备阅读理解能力,还要求他们具备一定的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设计基于问题情境的考试形式时,应模拟考生在现实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以确保问题情境真实可信[18]。问题情境的难度应适中,既不能过于简单,失去考试的价值,也不能过于复杂,超出考生的认知能力和生活经验。另外,在使用这种考试形式时,应明确评分标准,客观公正地评价考生能力。3.4 注重考试形式的多样性  优化英语考试形式需要注重考试形式的多样性,为考生提供展示语言能力的多种机会,为体现考生的语言能力提供多种证据。不同的考试形式各具优势,可以考查语言能力的不同方面[3,6]。例如,选择题可以考查考生的语言知识,填空题可以考查考生运用语言知识的能力,基于问题情境的考试形式可以考查考生运用语言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英语考试应改变相对固化的考试形式,避免偏爱选择题、过多使用缺乏语境的填空题和盲目使用句型转换题等问题[8]197-200,增加考试形式的多样性。  仍以阅读理解试题为例,除前文推荐的考试形式外,还可视具体情况选用匹配题、判断题和概要填空题等。例如,可以要求考生将字典中有关形状单词的定义与相应的图形形状进行匹配,考查考生查阅字典和理解字典中词汇定义的能力[11]110。又如,概要填空题要求考生阅读一篇短文,然后用恰当的词语在总结短文大意的段落空白处填空,以判断考生是否正确掌握了短文的主旨大意,以及是否找到概括短文内容的关键词语。再如,阅读判断题可以要求考生阅读一段描述几个物体之间关系的短文,文中有少部分词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是人为编造的假词,需要考生根据文中的真实词汇和语境推断其含义。阅读完成后,考生要依据文意对所给的陈述作“真/假”或“正/误”判断。这种考试形式也被称为阅读理解能力的诊断性评价(diagnostic assessment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是近年来用于测试文本记忆、文本推断、背景知识获取和知识整合等能力的一种新方法[19]。4 结束语  考试形式的改革与优化是解决教学与考试矛盾的重要途径。优化考试形式可以更好落实新课标理念,全面考查学生的核心素养,提高考试内容的准确性,实现教学考一体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语言考试形式,如根据考生作答情况调整试题数量和难度的计算机自适应语言测试(computer-based adaptive language tests)、根据考生意愿确定考试时间和地点的网络语言测试(web-based language tests)等[20]。这些考试形式不仅提高了考试效率,还为拓展多样化的考试形式提供了可能。新课标背景下的英语考试形式优化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尝试。期待在未来的研究和实践中开发出更多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的考试形式,更好地服务于考试命题、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 参考文献: 

智能时代的教育测量新视野

2023-11-14

王希常:智能时代的教育测量新视野原文刊载于《中国考试》2023年第11期第1—8页。作者王希常,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研究员。摘 要:针对生成式大语言模型ChatGPT引发的新一轮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阐述智能及智能评测的有关概念及挑战,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学习和教育系统的影响,提出教育在智能时代可能发生的变革,以及在教育智能化过程中教育测量承载的历史使命。展望教育测量未来发展,教育测量应与智能认知研究相融合,广大研究者应致力于智能模型测评、心理测量与教育测量的融合研究,促进智能技术在教育和学习中的合理应用,使教育测量在教育变革及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智能;人工智能;教育测量;智能测评   生成式大语言模型ChatGPT出现后,因其所提供的高度智能性对话体验,引发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的空前热潮,也引发人们对人工智能技术诸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ChatGPT实现了流畅的人机对话,可以使用多模态方式根据提示内容生成多种形式的信息,如图表、图画、PPT文档等,还可以根据指令写报告、论文及文章,距离强人工智能更近了一步[1]。学术领域和工业界对这次人工智能的突破给予很高的评价和关注,有研究者认为ChatGPT是向通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一次突破,在实现智能化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2-3]。  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发展给各个领域和行业带来深刻变革。从人工智能新技术的影响来看,其直接作用主要是推动工业生产智能化,在较大范围内替代人类劳动职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目前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同时,人工智能的替代作用还将直接影响人类的学习方式和教育系统。人工智能系统挑战人类的学习能力和职业岗位,因此,人类的思想状态和劳动方式都将被重新定位。根据Gartner最新发布报告,预计到2026年我国将有超过30%的白领工作被重新定义,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成为一项广受欢迎的技能[4]。  在人类心智的研究方面,认知科学最核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可以类比人类思维过程的模型[5]。一些前沿科学家宣称,现在的技术已经可以构建具有意识的人工智能系统,甚至可能很快实现类似人类形体的自主智能体,这对人类社会将产生比ChatGPT更大的冲击[6]。实际上,目前比较合理的是信息标准计算模型,从深度神经网络的成功案例来看,使用这种模型的可能性还在不断增加。在一些应用领域,已经产生了大量基于ChatGPT技术的网络虚拟人和企业虚拟职工,甚至出现了企业机器人CEO,这对人类传统的信息交流、社区活动和工作方式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未来,如果高级自主智能体出现,其将争取与人类同等行为要求的社会存在位置,并形成全社会的形态变革。  智能工具是人类不断追求的强大生产力,制造高级智能系统和工具是人类一直以来追求的目标,也是对人类创造力的最高挑战。然而,由于人们尚不清楚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将产生何种程度的深远影响,因此对人工智能的突破性发展也普遍存在一种担忧。深度学习的奠基人Hinton曾指出,人工智能的继续发展将对人类产生很多威胁,人工智能终究会具有意识和自主能力,人类社会如何与机器群体共存将是一个危险的挑战[6]。很多科学家倡议暂缓人工智能研发,允许人类充分思考人工智能存在的各种问题,做好进入智能时代的准备。实际上,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社会存在形态的挑战已经出现,如近期出现的好莱坞编剧大罢工、知识产权侵犯争端、就业危机、伦理道德考验等问题。  面对人工智能发展的历史机遇和挑战,联合国及各个国家都在积极启动各种发展计划和应对策略。2021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布《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提出以符合伦理要求的方式运用人工智能的全球框架[7],以用于指导各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工智能优势,降低风险。2023年2月,一些科学家和AI专家签署《暂停大型人工智能研究》的公开信,倡议应暂缓人工智能研发,允许人类充分思考人工智能存在可能带来的各种问题,为进入智能时代做好准备[8];同年7月,UNESCO发布的《全球教育质量监测报告》重点指出科技在教育中的应用问题,呼吁在教育领域要合理使用科技技术[9],并号召各国立即执行《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2023年7月,我国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多部门针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联合颁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力图规范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和规范应用,保证公众和生产过程中的智能技术应用安全[10]。总之,研究、评估智能技术应用及高级智能系统的心理特性,对社会发展尤其是教育领域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探讨智能及智能评测的有关概念及面临挑战,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学习和教育系统的影响,并指出教育在智能时代发生的变革,以及在教育智能化过程中教育测量要承载的历史重任。 1 智能与智能评测   如何定义智能,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计算科学之父阿兰·图灵将对“智能”的认定归结为一种实验方法,建议通过测试方式检测一个机器系统是否具有智能,并反对给出一个描述性定义[11]。换言之,图灵认为在人类没有确切认识“智能”之前,可以将人类群体作为样例,并通过测试方式检测一个系统是否具有智能行为。因此,在早期的人类心智研究中,人工智能的智能性以人类的智能行为作为目标,但由于缺乏实验条件和理论支撑,长期处于试验观察水准。进入21世纪以来,脑科学已经成为一门正式且独立的学科,人类对人脑和心智的研究取得诸多进展,这些都推动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  1949年,加拿大心理学家Hebb提出人脑神经元激活方式假设[12-13],开启了模拟人类神经元网络构建智能系统的探索。此后很长一段时期,人工神经网络技术经历多次起伏波折,甚至因模型缺陷和理解偏颇几近停滞。进入21世纪,特别近20多年来,深度神经网络模型不断得到实践证实,也由此催生了大语言对话模型ChatGPT。就ChatGPT的对话表现而言,其在很多方面已经满足了图灵测试的基本要求。就技术而言,大语言模型的持续发展对高级自主智能体的研究,具有支撑和促进作用。目前,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学术研究达到空前热度,一些大型科技公司、研发应用等机构也在全力追逐,具有模拟人类行为能力的自主智能体将很快出现。未来10年,将是人工智能大发展的新工业革命阶段,也是人类社会产生剧变的重要阶段。  人工智能系统的发展,激发了对智能本质和智能系统功能评测的需要。由于智能来自于人类智能性的行为表现,因此,对智能的评测主要涉及两类智能系统:一是具有高级智能的人类自身,二是模拟人类智能性的机器系统。人具有先天的智能本质,但基于其智能本质发展的更高级能力则是通过教育的不断培育实现的。机器智能系统是人类设计和制造的,目前大多使用学习模型,并基于人类已有的知识进行训练学习,最终达到一定的智能水平。目前,针对机器智能的测评更多是从模型表现出发,即针对设计目标进行的工业指标基准测试。同时,一些教育、心理研究人员注意到智能系统对人类的影响,并开始开展机器心理特性的测试,这可谓新的开端[14]。然而,针对机器系统是否可以建立类似人类的教育系统并使用教育测量手段进行测试,目前还存在很多未知领域。  评测智能之所以重要,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对智能与智能系统的评测,可以指导人类学习和教育系统如何与先进的智能工具相融合,以阻止盲目使用智能技术造成的人类自身发展生态的破坏。其二,目前的智能技术实现机制还存在诸多原理和功能上的缺陷,广泛地开展智能测评和研究分析可以促进智能模型具备人类需要的思维和行为能力。此外,还需要更为深入地研究智能系统潜在的心理活动,包括伦理道德、情绪思想、自我意识等。未来,机器系统将更为广泛地参与人类社会活动,因此还需要防止人工智能系统和智能体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虚幻内容或伤害破坏行为。对机器系统的智能性评测,既是保护人类社会生态的一道重要屏障,也是智能系统研究开发的指导和监督。基于心理与教育测量理论建立的考试系统,是针对人的知识记忆和运用能力而设计的,机器系统有很多不同的特性,显然不能完全照搬测试人类的方式,因此,如何评测机器智能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开展智能系统评测,需要紧密结合智能技术、认知科学及人文社会学等领域。一些学者认为,研究人员不应仅仅依赖现有的基于表现的基准,而应基于认知心理学的方法深入了解人工智能模型,将智能模型视为心理学实验的参与者,以便研究这些系统的决策、推理、认知偏差及其他重要心理特征的机制[13-15]。 2 教育智能化面临的挑战   教育是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文化培育和心理发展过程,是人类成长和发展的大环境。人工智能是模仿和发展人类智能行为的技术,其目的在于创建与人类心智和行为能力相当的自主智能体,以代替部分人类劳动职能。作为高级技术工具,人工智能不断推动教与学的创新发展。在人类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历程中形成的教育系统,不仅是一般学科知识掌握和职业能力培养的过程,也存在很多非知识能力和身心发展的潜在因素。教育系统以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为主导,目标是促进人的成长并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从功能性来看,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中的不断渗透和发展,将会替代教师的部分教学指导行为,也会改变传统的教学管理和学习方式;因此,智能技术革命必将引起教育领域的重大变革。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引发的教育变革,最受关注的是对教育系统社会职能的全面审视,要注意在高级人工智能不断发展和普遍存在的情况下,教育的传统模式已经不可持续,教育需要进行重新定位和结构调整[16]。  一直以来,人们过于注重在教育系统中引入和使用智能技术,不遗余力地推动“教育+智能”,其主要目的是提升学习效率和教学效果。但在高级智能工具出现以后,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教育智能化的合理性。教育是植根于社会互动的一种深刻的人类行为,在ChatGPT出现之后,更为先进的智能技术不断涌现,教育智能化面临更多挑战;因此,如何合理应用高级智能技术、探讨其对教育环境和学生学习的影响等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第一,智能化影响能力培养。教育,不仅是传授学科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学习和运用知识的基本能力,形成思考、解决问题的素养。随着人工智能的普遍应用,学生是否还需要培养那些将来可能不需要的能力,是否还需要大量记忆各种学科知识,正在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未来教育应培养面向现实场景和智能工具赋能的能力,而不是在使用智能技术的便利中就此“沉沦”[16]。因此,在未来社会发展中,教育应放弃一些传统技能的培养,放弃一些被动的学习模式。  第二,智能化改变、冲击传统的教学方式。当高级人工智能工具被引入教学过程以后,很多由教师主持的教学活动变为智能设备主导的控制系统,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大为减少。由智能技术管理的知识灌输和行为引导,更接近机械控制系统,教育的人文性被淡化。如果单纯从知识传递效率和学科能力提升角度看,这种方式或许会促进教育取得更大进步,但学生的身心发展和精神世界将会产生质变。这种影响是潜在的和长期的,需要从技术资源、技能培养、规划发展及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深度考证分析[9]。  第三,智能化伴随学习成长。教育过程也是人的成长过程,关注人的成长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人类教育体系中不仅仅是知识传授,还包括促进人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使人在教育过程中成长为社会所需要的人。如果学生在教育过程中过度使用智能技术,并代替很多自身学习、掌握和运用知识的过程,这将如何影响人的成长,值得深入思考。  第四,智能化改变职业岗位并带来专业设置重构。由于高级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很多职业领域将会出现大量人工智能技术,有些岗位会被替代甚至消失,因此,企业组织体系也将产生巨大改变。但是,人工智能也会催生新的职业能力需求,产生新的职业岗位[4]。这些转变和发展动态,会深刻改变未来的专业、职业教育走向和结构,进而改变教育的培养过程和形式。教育系统应思考未来社会的人才需求,制订长期发展规划以应对职业形态的改变。  第五,智能化涉及教育安全与公平。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不断涌入教育系统,其可信性和安全性正在成为广泛关注的问题。如果智能系统出现误导、欺骗或攻击性危险信息,而学生或相关接受者并不能明辨其错误和风险,则会产生严重的安全问题;同时,智能技术造成的不公平也会引发教育资源平衡问题。如果没有对安全风险的充分评估和预测,直接应用人工智能则需要承担责任及后果[9-11]。  实际上,无论是研究领域还是工业应用领域,对人工智能新技术的研究开发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在不断加速,更为高级的智能技术将很快出现并应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因此,针对人工智能发展对教育产生的冲击,既不能简单地采用隔离、阻止的应对方式,也不能放任智能性工具肆意改变教育环境和学习方式。面对人类社会即将到来的智能化新生态,教育亟须解决关系自身发展的很多重大课题。诸如制订符合教育理念和支撑人类长期发展的决策,深入研究和评估教育领域正在和即将使用的人工智能等都非常重要,而对各种智能技术进行系统性评测分析则需要充分发挥教育测量的作用。教育测量不仅应评测智能工具应用于教学和学习过程的效应,也应将研究范围拓展到智能模型原理、机器智能心理以及人机交互技术应用等方面,尤其要重视对未来教育方式和职业岗位能力需求变革的评估分析。 3 智能化背景下教育测量的新视野   测量是最基本的科学研究活动,是对事物属性和状态的数字化表征和建模过程[17-18]。教育测量研究人类学习、成长过程中的心理活动状态,属于高级心理特性测量,其测量方式和结果解释都具有特殊性;因此,教育测量也可以被视为一项社会测量工程。由于对人类心智机制的研究一直缺乏较为确切的物理模型,因此心理与教育测量研究主要基于刺激反应式的项目测验方法,并通过数理统计方法进行分析[17]。随着计算科学和人工神经网络的出现,对心智的研究逐渐趋向使用计算模型进行解释[5,18]。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进一步验证了使用计算模型模拟和解释人类智能的科学性,也提供了分析和透视人类学习和教育活动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工具。  在智能时代背景下,教育测量应重新思考其研究目标和服务宗旨,推动对智能本身的认知,解析教育与智能技术的融合、促进与冲突,以应对人工智能与人类文明发展之间的世纪性挑战。这需要扩展原有的研究范围和方法,从研究知识传授和学习,到探讨智能和心智的评测,探究智能系统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和位置。比起传统性研究,教育测量研究需要解决更多关于智能和人的心智的固有问题,关心人的成长和社会环境问题,深度思考所面临的时代性问题,看到新的研究领域和目标。  第一,关注教育和成长过程中的评测和指导。陶行知先生认为,生活即教育,社会是一所大学校[19]。在信息技术普及和智能技术涌现的今天,这个观点尤为符合实际。自20世纪以来,教育的形式和方法不断拓展,从电视教育到网络教育,从全日制教育、职业教育到终身教育,教育不断发展和深入生活。教育测量也随之发生改变,不仅要专注于大型考试、课堂测试等传统方式,还应关注更为广泛的学习成长过程。针对当前正在发生的智能技术革命,应关注智能技术在教育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开展更广泛的教育和学习的评测。  第二,结合智能技术推动系统性应用研究。在教育系统开展智能技术应用,需要大量的工程化探索,在教育过程中使用智能工具的评估,已经受到各方面的重视。针对智能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问题,教育测量的目标要求更具有综合性、技术性和过程性,不仅要评价知识能力成效,也要全面评估智能技术和智能系统对教育过程和学生成长的影响,分析评估智能工具和智能系统的原理、作用和价值,判断智能技术应用对学生成长的预期成效和负面效应。在这种需求驱动下,需要一个能跟踪和应用最新智能理论和技术的测量体系,这是一个工程化的发展前景。  第三,回归到面向心理和智能研究的实践和探索。一直以来,教育测量的服务目标多为教育成效评测,较少回归到心理学研究背景[18]。智能时代的到来,提出了更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将会促使这种研究的回归。基于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模型,将会提升测量理论方法,提供针对心智、智能以及意识等问题的阐释,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提供导引,为构建符合人类社会行为要求的智能体提供依据和判断。面向未来发展,将人类心智和智能技术作为实验研究对象,应更为切合教育测量在智能时代的目标和责任。  第四,支撑智能时代的教育发展变革。教育系统如何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中改变和适应,需要大量的评测分析和实证研究,这也是必要的科学决策过程。为做好新型复杂人工智能的应用,教育系统需要强化监管和规范的制订[17]。在制订规范和管理决策中,教育测量应发挥核心作用,基于多视角的观察和调查对智能技术的教育效能和应用特性进行分析论证和评价。如果没有相关规范和策略的跟进,教育智能化将面临不确定性风险,且这些风险不仅发生在学校和课堂中,也存在于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过程。  第五,探索智能技术应用的伦理道德问题。目前,智能技术正在改变人类行为,虚拟人(如机器人客服)已经充斥网络社区。未来,正在设计开发的高级智能体很可能以独立行为体的身份进入人类社会,并作为正式员工参与劳动工作,人类社会的结构也将产生前所未有的变革。由人类制造的智能体可以在很多方面替代人类,但它们是否需要类似人类的教育过程,如何培养它们的道德情操和伦理观念,都是亟待探索的重大课题[20-21]。因此,针对智能体的行为约束能力评测和综合心理能力评测,正在发展为一种新的测量研究方向[15,21]。  第六,结合认知科学的理论方法开展智能问题研究。有关心智机制和意识的科学性解释一直困扰着心理学界和哲学界,研究者期待有一种抽象解释模型可以表征心理活动,而认知科学正在努力完成这一使命。认知科学融汇了哲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和神经科学等学科研究,推动了对人类智能神秘性机制的解析,围绕智能、心智、意识等问题开展科学性探索。随着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认知科学在解决人类心智方面提出了极具科学性的解释模型,正在促进对智能和智能技术的理论研究和技术实践[1,20,22]。在评测人类心智、人工智能模型方面,教育测量应积极结合认知科学的理论模型和技术方法,推动自身的变革。  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升级,教育工作者需要重点关注诸多关键问题,如智能技术如何与人类进行交互,它们对人类的心理和智力的影响是什么,它们对教育过程中潜在的、长期性作用是什么,等等。在教育研究中,应积极研究和应用大数据和智能模型技术,类比和分析人的智力行为,探索智能与心智问题,这也需要教育和人工智能领域共同努力。对人类教育过程心理行为的评估分析,对智能技术教育影响的分析,以及对智能模型的心理特性解析,都是教育测量研究的目标,这将会促使教育测量产生新的突破和发展。  经过多年的探索研究,教育测量已经成为较为成熟的学科,其理论模型和评测技术得到广泛应用。一个成熟的学科,在前进中需要反思和突破,在受到新科学发现推动或应用问题困惑时应产生自身重塑和冲出重围的活力。教育测量学在不断成熟的过程中,有些偏重于自身的理论完善和方法解释,局限于已有的范式,并逐渐远离了其实质研究对象——人类心智,这与托马斯·库恩对一些成熟学科状态的解析类似[23]。随着新智能技术时代的到来,人们应看到对教育测量技术新使命的召唤,看到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4 结束语   ChatGPT的出现,标志着人工智能技术革命时代的到来,也预示着人类自身的知识创新和应用能力会遇到挑战。未来,由机器学习技术突破而产生的价值将改变世界经济、文化形态,展现一个新的文明时代和地球生命进化阶段[22,24]。智能技术对人类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甚至导致结构性变革。目前,学界对未来智能技术发展存在较为激烈的争论,存在乐观、谨慎(中立)和悲观3种观点,关于智能技术发展的探讨已经上升为对人类前景的思考[25-26]。分析和预估智能技术未来的发展变革及其对教育和人类成长的影响,不仅要研究智能模型的实现机制和效能表现,也要关注文化生态与伦理道德问题,这就需要融合智能模型测评与教育测量的综合性测量技术。测量可以帮助我们在认知世界的过程中探索分析和决策,教育测量与智能技术研究的融合,将为未来教育发展提供支撑,为构建一个智能技术的美妙世界作出积极贡献[27-29]。 参考文献:(略)(声明:本文选自《中国考试》,如涉侵权,联系立删)

福建省中考命题改革的实践探索与展望

2023-10-25

谢梅沁:福建省中考命题改革的实践探索与展望原文刊载于《中国考试》2023年第10期第53—61页。谢梅沁,福建省教育考试院命题处处长、副研究员。 摘 要:福建省根据近些年中考改革实践经验,提出“一核三层三翼”的中考评价体系,作为中考命题改革的指导理念。“一核”指中考的核心功能,包括立德树人、遵循课标、有利发展;“三层”指考查内容,包括核心价值、学科基础和行为习惯;“三翼”指考查要求,命题应遵循基础性、应用性、发展性原则。福建中考命题重点从3个方面推进改革: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融入评价改革,推进以课程标准为核心的“教—学—评”一体化改革,落实“双减”要求、注重教考衔接。未来福建中考命题改革应继续探索“学科+生活”的命题方向,强化核心素养考查,加强考试内容改革,引导培育创新人才。 关键词:中考改革;中考评价体系;“一核三层三翼”;义务教育课程标准 0 引言   2019年11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命题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命题工作意见》),明确提出严格依据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命题、建立考试命题评估制度等要求[1]。文件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评价改革,特别是考试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从国家宏观层面提出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稳步推进中高考改革,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内容体系,改变相对固化的试题形式,增强试题开放性,减少死记硬背和“机械刷题”现象[2]。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我国人才自主培养的迫切需要,要把握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就要深入研究和遵循教育发展规律、人才培养规律、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进一步明确“五育”并举怎么教、怎么学、怎么考等核心问题,系统性地推进教育领域各个环节、各个层面的改革创新,实现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的高度,对“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做出专门部署,突出强调了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3]。多年以来,中考被视为决定学生未来教育和职业道路发展的一次关键考试,是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和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考试评价是教育教学的指挥棒,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因此,要想让教育回归育人本质、提升质量,就必须引导中学教学遵循教育规律,回归课标、回归课堂,依标施教。为了引导学校教育教学改革、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必须同步推进中考命题改革,从根本上解决考试指挥棒的问题。  福建省自2017年起开始实施中考全省统一命题,提出挖掘学科育人价值、关注思维能力提升、促进中学实施素质教育等一系列改革要求,并逐步形成较为完备的中考评价体系,较好地回答了中考为什么考、考什么、怎样考的问题。2018年,福建省有关教育主管机构进一步加强对义务教育教学课程标准的研究,持续深入地探索如何更好地落实对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等问题。2021年,省教育考试院深入总结近些年的中考统考命题经验,借鉴《高考评价体系》中的“一核四层四翼”结构及其内涵要义[4],初步形成具有地方特征的福建省中考评价体系。福建中考以评价标准为指导,持续提升中考命题质量,注重引导义务教育学校的教育教学方向[5]。同时,根据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的性质,福建省在命题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完善中考评价体系,形成更加科学、规范、可行性强的中考命题实施指南。  本文以福建省“一核三层三翼”的中考评价体系为基础,分析中考命题改革探索中的重点举措和实践经验,并提出今后中考命题改革的方向。 1 福建中考命题改革的指导理念   自中考制度确立以来,中考改革的价值取向随着社会发展而发生变化,主要呈现三大基本价值取向,即以学生为本位、注重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6]。中考命题改革的目标任务十分明确,就是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内容体系,改变相对固化的试题形式,增强试题开放性,减少死记硬背和“机械刷题”现象[2]。中考命题改革要坚持正确导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依据课程标准科学命题,发挥引导教育教学作用[1]。确保中考试题的规范、科学、合理,是有效发挥考试功能的关键,因此,中考试题命制过程中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在“双减”背景下,依据课程标准、合理设置试题情境、科学设计试题难度和类型都是重要的考虑因素[7]。  近年来,各地陆续推进中考命题改革实践,其价值取向和改革思路既有共同之处,也呈现一些地方特点。福建省遵循《命题工作意见》和《总体方案》,结合部分省份命题改革实践成果和本省命题研究基础提出“一核三层三翼”的中考评价体系,见图1。其中:“一核”主要解决“为什么考”的问题,其内涵包括立德树人、遵循课标、有利发展;“三层”指中考评价的考查内容,主要解决“考什么”的问题,涵盖核心价值、学科基础、行为习惯3个方面;“三翼”指中考评价的考查要求,主要解决“怎样考”的问题,其核心内容是基础性、应用性、发展性3项原则[8]。  中考评价体系中的“一核”指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的核心功能,包括了立德树人、遵循课标、有利发展3个方面,主要实现对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育教学方向的引导。立德树人指引导德育为先、课程育人、健全人格、人人成才;遵循课标指引导教学依据课标、实现课程理念、达成课程目标、推进教学方式改革、实现课程在课堂中发展的理念、保障教学评一致;有利发展指中考改革应注重引导学生认知发展、个性发展、创新发展和健康发展。  中考评价体系中的“三层”重点解答“考什么”的内容问题,主要包括核心价值、学科基础、行为习惯3个方面。核心价值是政治素质、道德品质和科学思想的综合,是在各学科中起价值引领作用的思想观念体系,是学生面对现实问题情境时应具有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表现;学科基础指课程标准要求的学科基本知识技能和基本方法观念;行为习惯是中考评价的知行性内容,主要从学科德育和学科学习的视角考查在学科德育和学科学习过程中形成的行为习惯,即学习者通过学科学习所形成素养行为、能力行为和实践行为3类行为习惯。  中考评价体系中的“三翼”要求主要解决“怎样考”的问题,即要求命题时应坚持和体现基础性、应用性、发展性原则。基础性原则主要指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的知识与技能,培养学生生存、发展、融入社会的基本能力,塑造基本的道德观与价值观,为学生的未来发展、终生发展打好基础;应用性原则要求中考命题关注学科内容,以贴近时代、社会和生活的实践情境、学习探索问题情境和探究情境为载体;发展性原则要求聚焦学生的全面发展理念,力求试题考查能够促进课堂教学转变,促进学生发展。 2 中考命题改革的主要内容   福建中考命题改革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出发点,以遵循课标为核心要义,以落实“双减”要求为落脚点,充分发挥教育评价的指挥棒作用。在命题实践中要注意把握好3个导向:一要坚持问题导向,减少单纯考核知识的现象,将知识嵌入贴近学生实际的应用场景和情境中,在增长知识的同时,提升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强化知行合一;二要坚持过程导向,减少对死记硬背知识的考核,提高探究性试题占比,注重对学生探究过程、思维过程、做事过程的考查,强化对过程的测量和评价,创新德智体美劳过程性评价办法;三要坚持开放性与综合性相统一的导向,减少碎片化、单一性的考核,增加开放性、综合性试题占比,拓宽试题材料的选择范围和类型,积极探索跨学科命题,注重考查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评价问题的素养和跨学科综合能力。2.1 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度融入命题改革  为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一代代青年人接续奋斗,必须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9]。为此,如何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度融入中考命题改革,是首先要思考的问题。  中考命题改革应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中国精神培育新人,真正实现价值观念的有效提升。从中考试题内容上看,要融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义务教育阶段德育要求,做到入心入脑入行动;从命题技术看,要做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将学科内容与思政、德育课程深度整合;从命题过程上看,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化考试内容的思想性。  以2022年道德与法治的时政试题为例,试题命制稳中有变、稳中求新,凸显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政治性、思想性、综合性、实践性,命题围绕课程内容、结合国内外时事,并注重引入党和国家的重大实践和理论创新成果。2.2 推进以课程标准为核心的“教—学—评”一体化改革  2022年,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10](以下简称“新课标”),这是对义务教育课程体系进行的一次高水平、全方位的改革。如何落实新课标理念、推动以课程标准为核心的“教—学—评”一体化改革,是中考评价改革必须要回答的重要问题。中考具有学生学业水平评测与升学选拔的双重功能,必须严格依据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兼顾不同版本的教材内容,并结合当年各地教育教学实际,科学确定试卷结构和题型。  福建省中考命题改革以新课标为依据,注重考查学科基础,落实义务教育课程标准的三维目标要求,体现了中考命题对课程标准的遵循。2022年,福建省中考命题呈现4个显著特征,分别是以课标为依据、以情境为载体、与学科相融合、与任务相匹配。具体表现为:命题范围限定在新课标要求内,严格遵循课程标准规定的课程目标;突出对学科主干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方法的考查;注重对科学实验、实践活动类内容的考查;选取生产生活中具有育人价值的实际问题、社会热点问题作为素材,创设真实的育人情境,重视体现正向引导的价值取向。此外,试题充分考虑学科特点,从学科知识体系中挖掘育人价值,让学生真正地参与到知识构建、知识应用、社会发展等学以致用的探究和实践活动中,从而实现在做事中学习、在做事中育人的教育目的,发挥考试的育人价值。2.3 有效落实“双减”要求,注重教考衔接  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是当前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大政治任务。“双减”工作是我国教育现代化建设从基本实现现代化迈向总体现代化、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进程中的紧迫要求。推进“双减”工作,既要面向校外培训机构治乱、减负、防风险,更要聚焦学校教育的改革、转型、促提升,围绕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主题,持续深化中考综合改革,将教考衔接作为实现“双减”的重点举措之一。“双减”工作的重点是减少“机械刷题”等应试现象,这就要求创新试题形式、加强情境设计、注重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增加综合性、开放性、应用性、探究性试题,不断提升考试质量。  2022年福建省中考语文试题体现了课程本质属性、落实了课标评价要求,并注重在真实情境中考查学生做事情的能力,其中日常生活情境类题目的分值占比54.67%,文学体验类情境题目的分值占比45.33%。在重视核心素养培养和“双减”的背景下,试卷结构中减少了记忆性试题的占比,适当增加体现高阶思维试题数量。例如,通过探究性、开放性、综合性试题使学生在真实情境中整合知识,发展学科思维,有效检测核心素养,推进教学实践变革[7]。在命题方面,注意丰富和挖掘情境材料,合理设计贴近学生实际的运用情境,着重考查学生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提高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和评价解决方案的能力,积极培育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仍以2022年中考语文试题为例:第一大题的整体情境任务是“美丽福建、锦绣中华”的综合性学习,活动一选用旁观者素材设置校园语文学习情境,以“我的福建,我的家园”为主题,要求学生补写名句,意在涵养家国情怀,传承优秀文化;文学作品阅读素材选用吴伯箫的抗战主题散文《潞安城》,意在弘扬革命文化,赓续红色血脉;文言文阅读题通过词语解释、断句、翻译等题型,重点考查学生积累、凭借注释和工具书理解文章大意的能力;第6题通过提示参考方法,要求考生根据语境解释词语,着重考查学生解决新问题的能力,进而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学科思维方式和学习习惯、逐渐形成语文素养。  整体而言,福建省2022年中考试题注重素养与运用相结合,遵循基础性、应用性、发展性原则,以贴近时代、贴近社会、贴近生活的生活实践或学习探索问题情境为载体,坚持素养立意,注重学以致用,促进学生在文化自信、语言运用、思维能力、审美创造等方面的发展,受到一线教师的普遍欢迎。 3 中考命题改革的特色实践   福建省在中考命题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立德树人价值导向,坚持“平稳是关键,方向是核心”,在关注核心素养考查、关注“跨学科”项目式命题、突出考试内容改革、引导培育创新人才4个方面加强改革与探索,将“一核三层三翼”的评价理念落实到命题实践中。3.1 从单一学科视角走向学科+生活的多维视角  新课标强调,命题要在兼顾学科逻辑的同时更多关注生活逻辑[10]。生活逻辑是学生成长面临的真实环境、真实需要,命题要引导适合学生成长这一主线,不能仅仅依据学科特点研制试题。因此,中考命题改革要打破学科逻辑的单一主线,从学生生活的真实环境和真实问题解决出发,关注学生成长主线,参照学生的生活逻辑设计题目和题组。  福建中考命题改革倡导“学科即生活,生活即学科”的命题理念,认为学习和生活是普遍联系和统一的。在命题实践中,一是结合学科特点加强情境化命题,引导教育教学在真实具体的情境中培养学生知识建构与迁移运用的能力,进而提升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二是强化情境创设的真实性和匹配性,以任务为外在驱动,激发学生真实体验,不仅考查学生的知识建构与迁移能力,还考查学生的探究精神、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等,进而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  2022年福建省中考化学试题从生活视角出发,引导学生运用化学相关知识与技能进行分析说明、论证解释、推论预测或参与相关决策,帮助他们感悟化学知识的应用价值,认识化学学科对提升生活质量、指导生产实践等重要作用。其中,第15题以我国古代焰硝提纯工艺创设生产实践情境,要求学生运用溶解度、常见物质性质与反应等化学知识和技能,对工艺过程中相关操作的作用或目的进行分析说明、对溶液中的化学反应及其具体组成进行推论预测,从而帮助学生认识化学在解决生产实践中物质分离、提纯与转化等实际问题中的重要意义,感悟化学知识的应用价值,进而激发他们学习化学的兴趣。  目前,传统的学科定义逐渐被打破,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也逐渐模糊,新知识的产生更加依赖多维度的学科融合。对学生来说,单一的学科认知虽然能带来垂直方向上的高度专业化,但过于单一的教学与实践不仅会阻碍学生在平行领域的发展,也会限制学生对本学科的认知广度。新课标要求各门课程原则上要用不少于10%的课时设计跨学科主题学习[10],以培养学生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因此,跨学科试题的出现,特别是以问题解决为重点的试题对中考具有较大影响,学生需要从多学科视角思考和解决问题。3.2 强化核心素养考查  核心素养是课程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既包括学科独特的核心素养要求,也包含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所谓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是关于学生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多方面要求的综合表现[11]。核心素养导向是课标的灵魂,是贯穿课标文本的主旋律,也是课标研制工作的主线。各个学科结合课程的性质与内容特点,提出学生学习本课程所应形成的核心素养。换言之,即明确了本课程在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和发展方面的基本贡献。  福建中考命题改革以考查核心素养为目标,并在正确处理3对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核心素养的重要性,做到3个统一。首先,实现差异性与通用性的统一。不同学科的核心素养各不相同,但也有相通之处,如思维能力、态度责任等,因此要总结通用性的核心素养并将其运用到学科命题中。其次,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强调学科实践。命题定位于运用学科理论知识应对生活实践、应对未来学习及解决情境中问题所需要的能力。最后,实现守正与创新的统一,科学合理地设置试题难度。根据不同学科特点,应合理设置试题结构,增加情境类题型,同时还应注意防止出现偏题怪题。  设计综合性任务的前提在于情境的综合性。2022年福建省中考道德与法治试题中的任务设计注重综合性,通过设置多样性、综合性的任务考查学生认识真问题、解决真问题的能力。例如:第27题要求学生对“我国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点评,学生需要对情境中的“中国故事、中国声音、国家站位、全球视野”等要素进行综合分析,进而理解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与维护国家利益的关系;第28题通过“一米线”现象引导学生观察、思考生活现象,考查学生的规则认知、道德理解和心理调适等分析与探究能力,既体现了“学科+生活”视角的命题思路,也体现了“实践+素养”立意的考查重点;第29题要求学生说明我国多措并举发展种业的意义,学生需要对农业“芯片”进行综合解读并从中提取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农业种质资源普查、国家种质资源库、“十四五”重点任务等关键信息,才能较好地论证其意义。3.3 加强考试内容改革  《总体方案》要求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稳步推进中高考改革,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内容体系[2]。当前,应试教育倾向仍然存在,学生学业负担和培训负担过重。因此,教育考试机构要把提高考试命题质量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突出对学科核心素养的考查。从命题趋势看,要重点落实“无价值,不入题”要求,确保试题全面体现育人价值。  在福建省中考评价体系中,“五育”内容已深度融入核心价值、行为习惯考查,是融合发展的一项重要要求。自2020年起,福建省中考命题着力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内容体系,针对考试内容和形式的改革稳步开展。  将“五育”内容纳入考试内容体系,是中考的重要内容和要求。首先,将“五育”的活动体验作为命题素材。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不能仅靠一次或几次测试,而是要构建完善的学校培养体系,在学校和社会环境中形成重视学生“五育”实践体验的良好氛围。依托和融入课内外、校内外的日常实践活动,学生、学校、教师、家长等相关主体都可以参与到各种活动和教育场景中,如国旗下讲话、革命场馆参观、学科实践、美育活动、社会实践、社区服务、家务劳动等,学生都有深切的感受。通过将学生在上述各种活动中的体验结合学科特点融入试题,可以有效推进学校“五育”培育体系的全面建设和实施。其次,将“五育”观念作为命题素材。例如:通过开放性试题呈现学生的“五育”观念,引导学生进行合理评价;减少对记忆性知识的测试,突出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通过构建以能力为导向的考试内容体系,考查考生日积月累的知识和能力,并进一步引导素质教育[12]。最后,从命题的基本情境上看,从学生的活动场域和未来研究场域中选取合适的情境来设题。以2022年福建省中考英语试题为例:在听力文本、选择填空、情景交际和看图写话的语料中都涉及了“五育”内容,呈现了“双减”背景下的校园生活、环保、时事、志愿者服务和感谢师恩等素材;在书面表达题目中,以“热爱劳动,珍爱粮食”为主题创设实践活动,引导学生从小热爱劳动、爱惜粮食、关注中国乃至世界的粮食问题。 3.4 引导培育创新人才  通过教育改革引导培育拔尖创新人才,是提升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策略。提升认知能力和创新能力是当代教育为国育才的根本,应予以高度重视。  首先,通过对两项能力的认知理解,将其转化为学科认知并全面融入试题。其中,认知能力可以通过评估学生的过往学习能力、即时学习能力和迁移能力等进行考查;创新能力可以通过发散思维、求异思维、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归纳思维等进行考查。通过考查两项能力,可以引领教学,进而提升认知能力和创新能力在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其次,开展针对学生两项能力的学科试题研制,并根据学科特点进行试题创新。例如:认知能力可以通过学科阅读理解、设计思维导图、解决实际问题等设题;创新能力可以通过设置具有一定思维难度的试题、发散性思维问题、学科研究性问题等予以考查。总之,中考试题既要有效考查和培养学生的认知能力,还要引导培养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发散性思维、批判性思维等创新能力。  以2022年福建省中考化学试卷为例,试题创设化学研究与学术探索的问题情境,引导学生在应用化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丰富学科认知、拓展知识视野、完善认知结构,进而感悟化学知识的认知价值,认识到化学知识对终身学习和素养发展的重要价值。 4 中考命题改革的未来展望   未来一段时期,福建省中考命题应继续以“一核三层三翼”的中考评价体系为指导,把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任务落到实处,把全面强化关键能力的培育、促进学生创新能力进阶转化为考试评价标准,把建设高素质考试命题队伍作为深化改革的基础性保障,同时注重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和资源,把中考评价标准落实到试题命制的规范化、标准化和实效化要求上来。  第一,要继续坚持正确育人导向,落实“五育”并举的培养要求。中考命题要始终坚持“五育”并举,全面发展素质教育,引导学校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根据不同学科特点,学校应充分挖掘“五育”资源,将“五育”内容有机融入教学,从而实现学科之间、课堂内外、教育评价之间的互补共育,形成全员、全程、全学科的育人格局,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教学体系。  第二,要遵循国家课程标准,加强创新能力培养。中考命题不仅要关注不同学生群体的生活经验、学习特点和认知水平,还要关注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和发展潜能。注重引导教师积极探索基于情境、问题导向、深度思维、高度参与的教育教学模式,秉持素养立意命题思想,引导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通过加深试题探究程度、重点考查思维能力,深化“五育”并举考查、落实素养立意命题,充分发挥考试对推动教育教学改革、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创新能力进阶发挥正向积极的导向作用。  第三,要聚焦命题队伍建设,提高命题质量。高水平的命题队伍是考试命题工作的关键,也是试题质量的重要保证。要探索多渠道组建学科命题专家库、多方面把握命题人员结构、多层次设立专兼职中考学科秘书、多样化培训学科命题能力,从而保障命题教师队伍的高水平。开展形式新颖、效果显著的分类分层命题教师专项能力提升培训会,将新课程、新教材的理念贯彻与教师专业素养包括教育评价素养的提高作为当前的重要任务。通过命题、说题及评题等方式,有针对性地提升命题教师的命题能力和学科素养。发现和遴选具备较强专业能力和保密意识的人员补充到命题教师专家库,逐步构建一支素质高、实力强、后备力量充足的命题教师队伍。  第四,要探索智能化评价新技术,适应教育数字化转型要求。为进一步适应考试招生制度改革需求,福建省积极探索智能化教学资源的建设和应用。例如,福州市自2020年起率先在中考英语科目中采用人机对话考试,莆田市积极搭建实验室信息化管理平台,开展科技创新教育,注重实验教学与编程教育、创客教育、人工智能教育等多学科的有机融合。面对教育考试的数字化、智慧化发展趋势,考试评价技术方面的改革创新迫在眉睫。今后,应继续加大教育投入,积极探索数字化教学资源、考试资源、考试平台的搭建与应用,运用智能化技术开展教育评价,使福建中考命题工作向着规范化、标准化、数字化和实效化方向迈进。 参考文献:

2023年全国甲卷42题(命题立意)

2023-09-25

【试题研究】鲍鹭滨,潘志良:2023年全国甲卷42题(命题立意)第42题:材料:图7  武汉长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是新中国在长江上建造的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大桥,也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建设项目。毛泽东豪迈地写道:“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武汉长江大桥已经成为新中国的国家记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无论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 结合史实阐释一则新中国的“国家记忆”。(要求:体现国家意义,观点正确,史论结合,逻辑严谨。)【时代背景】国家记忆的概念和特点“国家记忆是一个国家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有意识”“无意识”积累形成的,承载着国家的历史和回忆,是对国家历史和国家文化的记忆建构,是人们对自己的国家主权、领土、历史、文化等的“记忆”。”具有生成的集体性、印记的民族性、情感的共鸣性和价值的导向性等重要特征。中央电视台重点创新节目《国家记忆》,以“为国家留史,为民族留记,为人物立传”为宗旨,展现党史、国史、军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各领域重大工程建设、揭秘重大决策背后的故事、讲述各阶层各时代代表性人物,记录讲述党的奋斗史、创业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史、改革开放进程史。——参考知网百科【原典出处】1 毛泽东现代诗水调歌头·游泳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今世界殊。  【原典出处】2一五计划的建设成就  【原典出处】3 (节选新中国建国以来的主要成就,表格整理转载了浙江省泰顺县育才高级中学潘志良老师的成果,在此特别表示感谢!【试题解析】(特征整理自鲍鹭滨史料汇编中国现代史上中下卷)涉及教材知识点三年巩固新政权、恢复经济时期(1949-1952)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西柏坡会议);第一届政协会议;开国大典;土地改革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棉白之战”;中苏建交和同盟缔约、抗美援朝;工商业调整等四年建立新制度、发展经济时期(1953-1956)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和第二届政协会议;54年先发;三大民主制度;一五计划;社会主义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公私合营、和平赎买政策);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共八大;双百方针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等主要时代特征(材料源自黄建忠、王永健老师编著《中外通史读本》,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整体而言,是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渡的重要七年;也是全面学习苏联、建设现代化的准备和全面启动时期。政治上,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初步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新中国外交逐步走向成熟,从“一边倒”方针发展为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济上,由多种经济成为并存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启动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思想文化上,毛泽东为首的领导集体从理论和实践上继续探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和教育事业开始起步。材料呈现:(节选重大)1.党史、国史、军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国家记忆材料一(开国大典)下午三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各委员就位。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毛泽东主席用他那带着湖南口音的洪亮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顿时,广场上欢声雷动,群情激昂。在《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毛泽东按动电钮,新中国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场肃立,向国旗行注目礼。广场上,五十四门礼炮齐鸣二十八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二十八年的光辉历程。原来,54门大炮表示当时统计的我国有54个民族,28响礼炮表示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起,领导全国人民,经历了28年的奋斗,才使国家独立,人民翻身当家做主,才迎来了1949年10月1日下午的开国大典。从此咱们的祖国不断繁荣兴旺,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毛泽东语)——福建省厦门第六中高中历史教研组主编:《中学历史史料阅读与情境设问·中国史》,第294页材料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长期压迫和剥削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前提条件。中华民族开始以崭新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历史进入新纪元。材料二 (土地改革)新中国土地改革大事年表:1、建国前,老解放区中已有三分之一的农业人口进行了土地改革。2、1949年冬至1950年春只在华北的城市近郊及河南部分地区进行土地改革。其他广大农村地区为全面推行土地改革进行准备,主要是:减租减息、清匪反霸,建立政权基础。3、1950年2月,政务院发出《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和征收公粮的指示》,提出不同地区分批实行土地改革的具体部署。4、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并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成为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基本法律依据。5、1952年冬、1953年春,除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外,广大新解放区如期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摘编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原文节选:第一章  总则第一条  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第二章 土地的没收和征收第二条  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但地主的其他财产不予没收。 第四条  保护工商业,不得侵犯。地主兼营的工商业及其直接用于经营工商业的土地和财产,不得没收。不得因没收封建的土地财产而侵犯工商业。第六条 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富农所有之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应征收其出租的土地。第三章 土地的分配第十条 所有没收和征收得来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除本法规定收归国家所有者外,均由乡农民协会接收,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对地主亦分给同样的一份,使地主也能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并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第十一条 分配土地,以乡或等于乡的行政村为单位,在原耕基础上,按土地数量、质量及其位置远近,用抽补调整方法按人口统一分配之。但区或县农民协会得在各乡或等于乡的各行政村之间,作某些必要的调剂。第二十四条 华侨所有的土地和房屋,应本照顾侨胞利益的原则,由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或省人民政府依照本法的一般原则,另定适当办法处理之。第三十五条 本法适用于一般农村,不适用于大城市的郊区。大城市郊区的土地改革办法,另定之。第三十六条 本法不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但在汉人占多数地区零散居住的少数民族住户,在当地土地改革时,应依本法与汉人同等待遇。第三十九条 本法公布后,各省人民政府应依本法所定原则及当地具体情况制定当地土地改革实施办法,提请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批准施行,并呈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备案。 土改后,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属于农民,从而有了组织起来,进行互助合作生产的可能。经过土改后,一部分地区,主要是土地改革完成较早的地区,比较普遍地组织互助组,以解决耕畜、农具、劳力不足的困难。粮食由1949年的2774亿斤提高到1952年的3088亿斤,增加了42.8%,年均增长12.6%,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高出11.3%。棉花由1499年的889万担提高到1529年的2607万担,增加193.4%,年均增长43.1%,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高出53.6%。——孙瑞鸢:建国初期土地改革的动因、政策和成就——对《剑桥中国史》第14卷有关部分的评析土地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经济大变革。它为工业化开辟道路,直接推动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土地改革运动推动了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农村稳定发展为工业化免去了后顾之忧。土地改革运动同时还唤醒、增强了农民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农民在经济上对地主的依附关系被废除,成为了平等的、更具独立人格的人,形成了一种有利于国家向现代化发展的新的、民主的、自由的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全新的人际关系,根本动摇了农村的封建思想观念。土地改革过程中政府广泛动员农民参与运动的同时更强调有序的领导,培养了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到广大农村地区;组织城市知识分子到农村参与土改,这些举措无形中扩大了城乡交流,党内外知识分子频繁往来于农村与城市,给农村带去了文明的生活方式和先进的科技知识。——佘君:《土地改革的现代化透视》    材料解析:到1952年底,全国大陆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农民从封建土地制度的束缚中彻底解放,极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中国逐步实现工业化扫除了障碍。材料三(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经此一战,帝国主义再也不敢作出武力进犯新中国的尝试,新中国真正站稳了脚跟。这一战,拼来了山河无恙、家国安宁,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钢铁意志!经此一战,中国人民彻底扫除了近代以来任人宰割、仰人鼻息的百年耻辱,彻底扔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中国人民真正扬眉吐气了。这一战,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的顽强品格!经此一战,中国人民打败了侵略者,震动了全世界,奠定了新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彰显了新中国的大国地位。这一战,让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经此一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乃至世界的战略格局得到深刻塑造,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正义事业受到极大鼓舞,有力推动了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铭记伟大胜利,推进伟大事业,必须维护世界和平和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历来秉持“亲仁善邻”的理念。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道路。只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一定能够迎来人类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未来!——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材料解析:抗美援朝战争打出了国威和军威,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志愿军涌现出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等数十万为国捐躯或者负伤的英雄模范和功臣,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汇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极大地鼓舞着全国人民为保卫和建设祖国而团结奋斗。材料四(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与“求同存异”)1954年日内瓦会议分两部分交叉进行:第一部分从4月26日至6月15日,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第二部分从5月8日至7月21日,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会前,中央估计,会议要在朝鲜问题上取得进展已很困难,因为朝鲜战争在三八线停下来是反映了两大阵营势均力敌的现状。(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页。)这种力量对比,在停战后的九个月没有产生多少变化。会议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印度支那问题。假如印度支那战争能够停火,假如能够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那么美国再也不能在亚洲找到制造战争借口的地方了。(参见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58页。)基于这种估计,中国代表团的谈判对策是:在朝鲜问题上坚决主张全面和平解决,争到最后应在承认维持南北朝鲜现状,分期撤退外国军队和恢复南北朝鲜交通贸易等问题上谋求解决办法,以建立初步的和平局面;对印度支那问题,则要“力争不使日内瓦会议开得无结果而散,即使不能达成任何协议,也要使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谈判不致完全中断,形成边谈边打的局而,以增加法国内部的困难和法美间的矛盾,而有利于印度支那人民解放斗争的开展。”(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55页。)由于美国伙同南朝鲜李承晚集团代表进行阻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未达成任何协议。但是由于周恩来的杰出的外交才能,中国的真诚的和平愿望与和解精神得到了世界上更多国家的了解,美国在战后的外交舞台上首次陷入了尴尬境地。——摘编自郭德宏、王海光、韩钢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开国创业(1949~1956)》经过周恩来的努力,越、中、苏三国协同步调,法国又作出让步,终于打破了在划分集结区问题上越南主张分界线划在北纬16度、法国主张划在北纬18度的僵局,把分界线划在北纬17度。7月20日,也就是孟戴斯-弗朗斯向法国公民许愿期限的最后一天,除了美国,出席会议的所有国家达成了关于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最后协议。次日,会议公布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和《印度支那停战协定》。根据协定,印度支那全境实现停火,为了维护三国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驻扎在三国境内的外国军队必须一律撤出。7月22日,印度支那三国交战各方下令停火,结束了法国在印度支那进行多年的殖民战争,也挫败了美国对印度支那进行武装干涉的阴谋。日内瓦会议基本达到了中国预定的目标,维护了印度支那的和平,显示了刚刚登上国际舞台的新中国坚持正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形象,在解决国际争端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摘编自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一卷(1949-1956)》1955年4月18日,29个亚非国家的340名代表齐集万隆,亚非会议隆重开幕。万隆会议面临着复杂的形势。美国极力阻挠、破坏会议的召开,挑拨亚非国家与中国的关系,而与会国家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又互不相同,对重大问题的看法很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进行了艰苦的工作。正如中国在会前所预料的,有些国家代表对中国存有疑虑,表示程度不同的不信任,甚至当着中国代表的面攻击共产主义,指责中国没有宗教自由,怀疑中国对邻国实行“颠覆”活动等等。——摘编自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一卷(1949-1956)》面对帝国主义对会议的干扰破坏及与会国之间的矛盾分歧错综复杂的情况,周恩来鲜明地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呼吁各国撇开分歧,加强团结合作。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中国代表团这种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态度受到与会代表的普遍赞扬,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会议通过《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世界和平合作的十项原则。亚非会议所显示的亚非人民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与增进各国人民之间友好合作的精神,被人们誉为“万隆精神”。——摘编自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材料解析:(日内瓦会议)印度支那问题由于中国作出的努力得以政治解决,显示了刚刚登上国际舞台的新中国在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万隆会议) 为进一步开展同亚非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创造了条件。亚非会议后,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取得了新进展。从1954年9月至1956年,中国与挪威、南斯拉夫、阿富汗、尼泊尔、埃及、叙利亚、也门等国建交,同英国、荷兰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材料五 (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和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期从1954年9月至1959年4月,共五年,代表人数一共一千二百多名,一共举行了五次会议,都在首都北京召开。其中第一次会议于1954年9月15日开幕,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根据宪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织国务院,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其他四次会议于1955年至1958年每年各举行一次。1954年9月15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有了这样广泛的代表性,这个代表大会会议所讨论和决定的一切,就将完满地表达全国人民的意志,恰当地照顾到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历史特点,照顾到不同阶级和不同阶层的特殊利益和要求。这就使得我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一切国家机关能够更广泛更巩固地团结全国人民,胜利地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事业。材料解析:这是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体现了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大会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基本政治制度,它们初步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体系。2. 建设成就的国家记忆材料一在经济建设开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号召过学习苏联,但它坚持执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一五计划”的建设,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援助,同样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4.8%。经济发展较快,经济效果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也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摘编自吴于廑 齐世荣主编:《世界现代史》材料二我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该时期经济建设的发展是全面高速增长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指导思想明确,计划具有科学性,所以取得了很大成功,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到1957年底,“一五”规定的各项指标都已完成或超额完成,使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就基本建设来说,完成基本建设总额550亿元。特别是对156个重点建设项目,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进行重点建设,为后来经济发展奠定了新的物质基础。——摘编自郭笑文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材料解析:经过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我国开始改变工业落后的面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涉及教材知识点全面探索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56-66)“多快好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反右倾”运动(庐山会议);“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八字方针”调整(七千人大会);中苏交恶和第二次建交高潮;50—60年代毛泽东的教育方针和“教育革命”;“两弹一星”等科技成就等;计划时代人们的“票证生活”等。文化大革命时期(66-76)“五一六通知”;上海“一月风暴”和“二月逆流”;红卫兵和上山下乡;九一三事件(林彪坠机);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邦交正常化;70年代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经济政策调整;70年代“工农兵学员;袁隆平杂交水稻成就;粉碎四人帮等。主要时代特征(材料源自黄建忠、王永健老师编著《中外通史读本》,海峡出版发行集团)基本特征是“探索性”。受苏联模式影响,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既有成就,更有挫折、教训。政治上:中共八大提出关于主要矛盾等富有创新性和建设性的正确思想,但不久“左”倾错误占主导,转向强调阶级斗争;“文革”期间民主法制遭到破坏,人权遭到践踏;外交方面经历了60年代的困局到70年代的重大突破。经济上:成就与失误并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一步强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革”等运动严重影响了现代化的健康发展;社会生活受政治运动影响较大,人们的着装体现了浓郁的时代特色。文化上:与军事和农业相关的科技发展较快,文化教育深受政治运动影响。1.党史、国史、军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国家记忆    材料一 (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2758(26)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大会,回顾《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考虑到,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垠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图为被称为“震碎了议会大厦的玻璃”的乔冠华部长的笑)——摘编自郭德宏、王海光、韩钢:《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三):十年风雨(1966-1976)》    材料二 (中美关系正常化)尼克松访华的“破冰”握手中国乒乓球队访美,在美国掀起一片高潮,不只增进了中美两国人民的了解,而且促进了美国朝野更倾向丁与中国进行政府之间和民间团体之间的交往,形成巨大推动力,推动美国政府加快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伐。毛泽东、周恩来把国际体育交往作为我国外交的重要内容之一,加以重视和灵活应用。他们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眼观五洲风云,高瞻远瞩,通过国际体育活动这个极佳的桥梁,推动我国与世界各国人民增进了解、建立和发展友谊。推动了地球的小球时刻没有停止转动,在周恩来告诉中国乒乓球队。要准备到美国去的同时,也同意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华。之后尼克松总统、田中首相等相继访华 。中美两国乒乓球队互访轰动了国际舆论,成为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被媒体称为“乒乓外交”,这是中美两国的伟大创造。从此结束了中美两国20多年来人员交往隔绝的局面,使中美和解随即取得历史性突破。乒乓球外交在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中发挥了非常独特的作用。乒乓外交不仅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而且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序曲。(右图为尼克松访华主动和周恩来握手)——摘编自吴学文、王俊彦著:《世界杰出外交家周恩来——“乒乓外交”与中美、中日关系》材料解析:这些外交成就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拓展了外交活动的舞台。2.建设成就的国家记忆材料一 1956—1976年的建设成就1966年与1956年相比,按当年价格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1.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65元增加到254元,即增长53.9%;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02.4%,国民收入增长57.8%,国家财政收入增长94.4%。10年中,建成投资限额以上的大中型项目1413个。原材料和设备的自给率提高,主要机器设备的自给率从60%以上提高到90%以上。建立起原子能工业、电子工业等新兴工业部门,工业布局有所改善,广大内地和边疆的各省、自治区建起不同规模的现代化工业和现代交通运输业。1956—1966年,全国新增铁路通车里程11300公里,铁路货运量增加123.3%。公路通车里程增加1.4倍。1957—1965年,内河航运拥有的轮驳船增加1.9倍。扩建了沿海主要港口。1966—1976年,中国的经济规模有所扩大,经济国力有所增强。1976年社会总产值达到5433亿元,比1966年的3062亿元增加了92.8%;工农业总产值达到4536亿元,比1966年的2534亿元增长了99.1%;国民收入达到2427亿元,比1966年的1586亿元增长了62.1%,年均增长率分别为6.8%、7.1%和4.9%。国民收入中农业所占比重,1966年为43.6%,1976年降低到41%;工业所占比重由38.2%上升到43.3%。工业化的程度有所提高。   工业方面,兴建了一批大型企业,引进一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建成和在建的大型企业有:大庆、胜利、大港油田,贵州六盘水、四川宝顶山、芙蓉山,山东兖州等大型煤矿,甘肃刘家峡、葛洲坝等大中型水电站,攀枝花、酒泉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第二汽车制造厂,等等。1976年工业总产值达到3158亿元,比1966年的1624亿元增长125%,年均增长8.5%。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也有提高。1967年钢产量达到2046万吨,原煤4.83亿吨,石油8716万吨,棉纱196万吨,化纤14.61万吨水泥4670万吨,农用化肥524万吨,发电量2031亿度,分别比1966年增长33.6%、91.7%、5倍、25%、86.2%、131.8%、117.4%和146.2%。……建成南京长江大桥和成昆线、湘黔线等铁路线相继动工。1976年建成全长1700多公里的中同轴1800路载波波通讯干线和联通全国20多省市的微波通讯干线。北京、上海各建一座卫星地面站。——摘编自赵德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842—1991)材料二(两弹一星)1957—1966年间科技人员增加1倍多。科学技术取得突出成果。大庆油田的发现和开发,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原子弹和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是中国科学发展的重要标志。中国成为世界上五个拥有原子弹和导弹的国家之一。1966年爆炸中国第一颗氢弹、1969年进行地下核试验,1970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同年研制成功第三代小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1971年3月3日发射一颗科学实验卫星,1975年11月26日收回人造地球卫星,成为世界上继美国、苏联之后第三个收回卫星的国家。——摘编自赵德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842—1991)》“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不仅使我国的国防实力发生了质的飞跃,而且在许多领域带动了我国科技事业和基础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就了一支能吃苦、能攻关,能创新、能协作的科技队伍,极大地增强了全国人民开拓前进、奋发图强的信心和力量。“两弹一星"的伟业,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的荣耀与骄傲,也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勇攀科技高峰的空前壮举。“两弹一星”不仅为我们建立战略导弹部队提供了装备技术保障,增强了我军在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御能力和作战能力,而且带动了我国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建设和科技进步。“两弹一星”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人民挺直腰杆站起来的重要标志,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斗志,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激发了振兴中华的爱国热情。邓小平有一段名言: “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摘编自司德鹏主编,国防科工委“两弹一星”精神研究课题组编著:《弘扬“两弹一星”精神 自主创新永攀高峰》材料解析:这些成就在新中国历史上都具有开创性、奠基性的意义,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物质基础、宝贵经验和理论准备。材料三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六十年代初,袁隆平根据玉米、高粱等作物杂种优势利用的先例,大胆提出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设想,这是国际上从1917年有人发现水稻雄性不育现象以来一直没有研究成功的课题。袁隆平从大田发现了天然雄性不育株,转育成第一代雄性不育系材料,写出了《水稻的雄性不育》一文。当时,有人断言,开展这项研究是对遗传学的无知。袁隆平没有理会,仍坚持不懈,进行研究。他通过对470多对不同品种测交,在1968年筛选出有保持能力的青小金一号,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不料,这一年5月,他培育出的青小金一号稻秧苗,夜间被人全部拔光。他四处搜寻,在一口深水井里发现了一些残苗。他不顾春寒水冷,立即下井寻摸。井窄水深,潜不到底,他又赶紧用水泵把井水抽干。沉入井底的秧苗早已腐烂,只有浮在水面的五株秧苗还有生机。他用这几株残苗南繁北育,结果,转育成南广粘不育材料。此后,他又同研究组成员一起,从与华南野生稻亲缘较近的东南亚高产品种中找到了恢复系,实现了“三系配套”的重大突破,前后共花了10年时间。从1976年起,籼型杂交水稻开始小面积种植、推广。到1980年5月,全国累计播种面积达2亿5千多万亩,增产粮食260多亿斤,平均亩产一般比其他良种增加100斤以上。——摘自《籼型杂交水稻的主要培育者——袁隆平》,《种子世界》1983年第3期(来源:中国知网)材料四(劳模精神)热爱祖国,就是一切以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为重, 自觉把个人的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的志向与民族的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以国家事业为使命,以报效祖国为职责。无私奉献,就是将个人的利益置之度外,淡泊名利,不计得失,以苦为乐,以苦为荣,无怨无悔,勇于为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利益,贡献才智和力量,甚至生命。自力更生,其核心和灵魂是独立自主、自主创新,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自力更生是独立自主的具体表现。艰苦奋斗,就是不畏艰难险阻、迎难而上、奋发图强、勤俭办事业的优良作风。大力协同,从宏观上说就是党的统一领导、社会主义大协作,就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从微观上说,是胸怀全局、同舟共济、相互配合、共同完成使命的大局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勇于登攀,说到底就是一种勇往直前、刻苦攻关、勤于探索、勇于创新、“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敢于超越的进取意识和拼搏精神。——摘编自司德鹏主编,国防科工委“两弹一星”精神研究课题组编著:《弘扬“两弹一星”精神 自主创新永攀高峰》材料解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广大人民自力更生、先苦奋斗,涌现出无数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人物,形成了具有特点内涵的时代精神。“铁人”王进喜、党的好干部焦裕禄、解放军好战士雷锋,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以李四光、钱学森、邓稼先、华罗庚等为代表的一批著名科学家,在科技事业和经济文化建设事业中作出重大贡献,成为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这一时期形成的崇尚劳动、敬业守信、精益求精、敢于创新的劳模精神不断激励着人们。涉及教材知识点改革开放的探索时期(1978-1992)政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民主与法制建设方面的贡献;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主要成就(平反冤假错案、中共与民主党派合作的十六字方针、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经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开发的决策;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和浦东新区)外交:中美正式建交思想文化科技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教育事业的发展(恢复高考、“三个面向”方针、九年义务教育等);科技事业的发展(邓小平“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863”计划、“火炬计划”等)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时期(1992-2019)政治: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主要成就(依法治国战略的确定、村民选举制度等)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中共十四大、十五大)外交:新时期外交政策的调整;中国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中的重要外交活动;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提出思想文化科技教育:……主要时代特征(材料源自黄建忠、王永健老师编著《中外通史读本》,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政治上,民主与法制建设得到恢复发展,逐渐从僵化体制转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行“一国两制”,促进祖国统一大业;调整外交战略,开展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开创对外和平友好的新局面。经济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经济体制改革先农村,后城市,逐渐从单一的公有制发展为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对外开放,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思想文化上,邓小平理论逐渐形成发展,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南;科技文化领域由轻视知识、践踏人才转向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文化科教事业全面发展。  党史、国史、军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国家记忆材料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新的工作方针,这是经济现代化道路历史性转折的契机。这次会议决定把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作为中国共产党工作的重点,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从1979年开始,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要获得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必须保持必要的政治安定,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为此,必须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管理方法实行认真的改革;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必须加强科学和教育工作。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步入改革、开放的道路。——摘编自赵德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842—1991》材料解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材料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小岗村的红手印这场农村改革的烈火,从安徽等地开始点燃起来。安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粮食总产量一直徘徊在200亿斤左右,再加上价格因素,农民实际生活水平有所下降。1978年,全省又遭受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直到9月还没有下雨,许多河道断流,粮食严重减产。农村的人民公社体制,在经营管理在过于集中,在分配上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抑制和损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安徽省肥西县山南公社在这年秋天种麦时,因为天太旱种不下去,悄悄地将集体的绝大部分土地实行“包产到户”,结果麦子总产量比历史最高水平增产1435万斤,受到周围不少村的仿效。这年11月,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口农民,决定实行大包干。大包干的做法是:农户承包集体的土地后,由生产队和农户签订合同:在保证按合同交够国家公粮和集体提留的前提下,剩下的全部归承包农户所有,剩多剩少都如此。1979年,小岗村的粮食产量比上年有大幅度增长。(上图为小岗村18户分田单干的红手印)——摘编自金冲及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材料解析: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各地逐步推广开来。到1983年,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近8%,农民收入明显增加。材料三(经济特区)深圳的腾飞全面对外开放,首先从沿海的广东迈出较大的步子。广东地接港澳,又是重要侨乡,一直有着对外经济交往的传统,实行对外开放、加快经济发展步伐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广东省和交通部给李先念和国务院写报告,联合提出:交通部驻香港的招商局在广东省邻近香港的宝安县蛇口人民公社建立工业开发区,“既能利用国内较低廉的土地和劳动力,又便于利用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材料。”李先念同意在蛇口兴办工业开发区,以后成为深圳经济特区的一部分。1979年4月,在中央召开的专门讨论经济建设的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向邓小平汇报时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和机动余地,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和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邓小平十分赞同这一设想。1980年3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委托谷牧主持,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把四处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并总结试办的经验,进一步研究和完善经济特区的建设。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批准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民所作的关于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经济特区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说明。这样,“经济特区”便以国家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中央给予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包括:允许经济特区大量吸收利用外资,经济活动以市场调节为主,经济成分可以让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更大些,对外商投资和特区进出口货物的关税给予优惠政策,简化出入境手续,改革劳动工资制度,赋予经济特区政府有较大的经济活动自主权。——摘编自金冲及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到1982年,起步最早的深圳,已从一个人口稀少、工业落后的边陲小镇,建设成为初具规模的新兴城市,同外商签约1600多项,投入资金17亿港元,引进大、小设备1.5万多套,并同内地联合兴办100多家企业。20世纪80到90年代深圳这个前沿小镇成为中国市场力量的试验场。作为首个也是规模最大的经济特区,深圳吸引了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生企业家及各类人才,那些不安于现状、梦想着创造更辉煌未来的人们纷纷奔向深圳。在过去的30年里,深圳从一个人口不足3万人的小渔村转变为拥有超过1400万居民,增长速度全国第一的中国大城市。曾经充斥着危险的人口外逃之路如今已脱胎换骨,成为一盏耀眼的商贸明灯。——摘编自 何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英] 罗纳德·哈里·科斯 王宁 著 徐尧 李哲民 译:《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材料解析:1980年5月,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采取多种形式吸引和利用外资,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    材料四(南方谈话)1992 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毅然以88岁高龄再次南下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发表了一列重要谈话。“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按:打破计划体制的思想束缚,改革开放进程中又一个思想解放的宣言书。)——摘编自《邓小平文选》:《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材料解析: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为中共十四大的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材料五(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取得巨大发展)中国的平均关税从2001年的15.3%降到了2010年的9.8%,并开放了100个服务贸易的部门;中国的出口规模和进口规模分别增长了4.9倍和4.7倍,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两倍多。2001年中国人均年收入是800美元,到2009年已增长到2500美元,并有2亿多中国人摆脱贫困。中国在这十年里吸引了约7000多亿美元外资,世界500强企业中有480多家已在华开展业务。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货物贸易进口总量超过1.4万亿美元,占世界总贸易量10%”。——引自2011年1月28日,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出席--个题为“中国对全球贸易和增长的影响”的分论坛时所作的讲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的重大标志,也是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这充分展示了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主动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积极姿态,必将对21世纪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第一,通过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可以更直接、便捷、充分地吸收借鉴入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加速和推动符合国际规范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第二,通过加入世贸组织,有利于中国进一步加速基于市场经济规律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建立,推动政府职能的战略性转变。第三,通过加入世贸组织,可以为中国赢得更好的国际经贸环境,有利于协调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关系,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利益,扩大我国产品的出口。第四,通过加入世贸组织,可以推动和加速中国产业结构的内部调整升级,进而参与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结构大调整,提高产业竞争力。第五,通过加入世贸组织,可以进-步推动中国立法与司法体制的改革,加快建立既符合国情又与世贸组织规则相衔接的涉外法律体系。——摘编自郭德宏 王海光 韩钢 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1990~2002)》卷五—世纪新篇》材料解析: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更深层次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材料六(香港、澳门回归)中国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1985年3月第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正式把“一国两制”确定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至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用“一国两制”解决台、港、澳问题,实现国家统一的基本方针正式确立。——摘编自何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材料解析:1984年12月和1987年4月,中国政府分别同英国和葡萄牙政府签署了中英、中葡联合声明。1997年7月1日,中英两国政府完成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1999年12月20日,中葡两国政府完成澳门政权交接仪式,中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材料七(海军建设)“辽宁号”、“山东号”什么是强大海军呢?就目前而言,就是能够听党指挥、制衡强敌、制胜“台独”、震慑周边、捍卫海权的海军。2008年12 月,人民海军派遣了一支舰队前往索马里海域进行援助。这是我国组织海上作战部队进行的第一次海外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同样是中国海军第一次保护公海重要运输路线的安全。截至目前,中国海军舰队已完成各项突出任务,包括确保远程运载火箭试验、海外访问、非传统安全演习、多边联合海军演习等,从近海走向远海。今天的人民海军不仅是海洋权益的捍卫者,并且正在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人民海军历经磨难,逐步强大,载着国家与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不断向前,迎接新时代的各项挑战,为国家与世界和平贡献应有的力量。改革开放新时期,人民海军建设在邓小平“建立一支强大的具有现代化战斗能力的海军”、江泽民“建设祖国的海上长城”和胡锦涛“加快海军转型建设”思想理论的指导下,以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下水为标志,中国海军在实践上已跻身世界海军建设的先进行列,也标志着中国海军建设逐步走进新时代。——摘编自吕萌《党建设强大海军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材料解析: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新格局,人民军队组织架构和力量体系实现革命性重塑。中国人民解放军整体实力跃升,向着世界一流军队迈进。武器装备加速发展,军事斗争准备取得重大进展。解放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执行钓鱼岛维权斗争、南海常态化巡航,有效进行海上维权、反恐维稳、抢险救灾、国际维和、亚丁湾护航、人道主义救援等重大任务。1. 建设成就的国家记忆    材料(蛟龙号、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等)从1992年起步。1999年发射第一艘神舟飞船,到2003年发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再到神舟十号航天员进行“太空授课”,短短20多年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先后顺利完成了载人航天飞行、多人多天飞行、航天员太空行走、空间交会对接等关键的里程碑性节点。神舟一号,我国第一艘无人试验飞船,1999年11月20日发射。神舟二号,我国第一艘正样无人飞船,2001年1月10日发射。神舟三号,首次装载了模拟人,2002年3月25日发射。神舟四号,达到可以载人的程度,2002年12月30日发射。神舟五号,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2003年10月15日发射。神舟六号,我国第二艘载人飞船,2005年10月12日发射。神舟七号,我国航天员首次出舱活动,2008年9月25日发射。天宫一号,安装对接口的太空实验舱,2011年9月29日发射。神舟八号,发射时间:2011年11月1日。神舟九号,发射时间:2012年6月16日。神舟十号,开展短期(15天)有人照管的载人飞船,为建造空间站进行进一步的技术积累和验证,发射时间:2013年6月11日。神舟十一号,与天宫二号目标飞行器进行交会对接,进行航天员太空中期驻留实验,发射时间:2016年10月17日。——摘编自王吉星编著:《航空航天装备》,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4月第1版,第218-219页中国探月工程的第一阶段分为“绕”“落”“回”。第一步,绕月工程。以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嫦娥二号”卫星发射任务为标志,对月球表面环境、地貌、地形、地质构造与物理场进行探测。第二步,以探月卫星“嫦娥三号”“嫦娥四号”卫星发射任务为标志,目标是研制和发射航天器,以软着陆的方式降落在月球上进行探测。具体方案是用安全降落在月面上的巡视车、自动机器人探测着陆区岩石与矿物成分,测定着陆点的热流和周围环境,进行高分辨率摄影和月岩的现场探测或采样分析,为以后建立月球基地的选址提供月面的化学与物理参数。第三步,至2020年前,目标是月面巡视勘察与采样返回。其中,前期主要是研制和发射新型软着陆月球巡视车,对着陆区进行巡视勘察。后期即2015年以后,研制和发射小型采样返回舱、月表钻岩机、月表采样器、机器人操作臂等,采集关键性样品返回地球,对着陆区进行考察,为下一步载人登月探测、建立月球前哨站的选址提供数据资料。——摘编自王吉星编著:《航空航天装备》,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4月第1版,第219-220页材料解析: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众多领域走在世界前列。高速铁路总里程达到2.9万千米,高速公路里程突破14万千米,都居世界第一。世界港口吞吐量前10位里面中国占有7席。以“复兴号”为代表的新一代高铁技术、特高压输变电技术、“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蛟龙号”载人深潜器、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国产民用大飞机C919、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FAST(天眼)等,都展示了中国自主研发和制造的实力。中国移动通信技术实现了4G同步、5G 引领跨越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云计算、移动通信和卫星精准定位系统,中国移动支付走在世界前列,全球将近40%的网上交易发生在中国。以港口机械装备全自动化、物流全自动分拣流水线等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助推中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实现跨越式发展。【命题立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此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17 年 10 月 18 日)诚如构建“国家记忆”的重要性,以“为国家留史,为民族留记,为人物立传”为宗旨,展现党史、国史、军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各领域重大工程建设、揭秘重大决策背后的故事、讲述各阶层各时代代表性人物,记录讲述党的奋斗史、创业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史、改革开放进程史。本题以“国家记忆”为中心,全景视域辐射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中的重大剪影。命题者在考查学生对几个时期重大史事的掌握同时,强调了重大史事在新中国建设征程中的深远影响。一类是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意义的会议,如中共八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十四大等;一类是标志性的重大政治、军事、外交史事,如开国大典、抗美援朝、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宪法颁布、日内外会议和万隆会议、中国重返联合国、中美关系正常化等;一类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调整,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辟经济特区等;一类是重要历史人物的杰出贡献,如袁隆平、各个时期的劳动模范;一类是各个时期的建设成就,如“两弹一星”、港珠澳大桥、“蛟龙号”载人深潜器、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等。学生依据题干要求,以以上一个具体视角为切入点,展开对这则“国家记忆”的阐释。阐释要紧扣国家意志,体现时代主题,讲好中国好故事。本题开放度适中,视角范围广,学生有一定自主选择的时间和空间尺度。在时空观念上引导学生对新中国的伟大建设征程形成清晰的认知,在历史解释中强调学生对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在家国情怀下激发学生发奋读书,报效祖国的正确价值取向。整体而言,本题凸显国家意志,立意高远,彰显历史学科立德树人的宗旨,难度适中,有利于学生作答。【答案范例】示例一观点: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劳模精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建设奇迹。论述:无私奉献,就是将个人的利益置之度外,淡泊名利,不计得失,以苦为乐,以苦为荣,无怨无悔,勇于为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利益,贡献才智和力量,甚至生命。艰苦奋斗,就是不畏艰难险阻、迎难而上、奋发图强、勤俭办事业的优良作风。建国后,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党和人民开展了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许多感人肺腑的建设奇迹,也涌现出了不少各条行业战线上可歌可泣的劳模人物。如大庆铁人王进喜,在石油战线上默默奉献,在平凡的岗位作出了不平凡的业绩。正是千万王进喜这样的祖国石油工人,凭借坚忍不拔的意志和热于奉献的时代精神,为祖国的工业建设添砖加瓦。又如数十年如一日在农业战线上的袁隆平,默默耕耘,艰苦实践,终于成功实践了高产的杂交水稻技术,为我国乃至于世界粮食生产都作出了不朽的杰出贡献。小结:正是这一代代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无私奉献、艰苦奋斗,才有共和国璀璨的今日成果,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建设奇迹。示例二观点:两弹一星彰显新中国筚路蓝缕、斩荆披棘的奋斗记忆。论述:1956年,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初步建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20世纪60年代,两极对峙和大国强权政治造成国际局势紧张动荡,为应对核威慑,中国先后于1964年和1967年成功爆炸原子弹和氢弹,1970年,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两弹一星”的成功试制离不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它维护了国家安全,提升了国际地位,提振了民族自信,在新中国的科技史上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的意义,其研制过程涌现出了以钱学森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体现了新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时代精神。综上,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成就,推动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铭刻着新中国的奋斗记忆。【参考书目】黄建忠、王永健老师编著:《中外通史读本》,鹭江出版社。金冲及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简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郭德宏、王海光、韩钢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开国创业(1949~1956)》,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一卷(1949-1956)》,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9月。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12月。郭笑文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现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郭德宏、王海光、韩钢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十年风雨(1966-1976)》,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赵德馨著:《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842—1991)》,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吴学文、王俊彦著:《世界杰出外交家周恩来——“乒乓外交”与中美、中日关系》》,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3月。司德鹏主编,国防科工委“两弹一星”精神研究课题组编著:《弘扬“两弹一星”精神 自主创新永攀高峰》,党建读物出版社,2006年12月。[英] 罗纳德·哈里·科斯 王宁著 徐尧 李哲民 译:《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信出版社,2013年1月。郭德宏、王海光、韩钢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世纪新篇(1990~2002)》,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王吉星编著:《航空航天装备》,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4月第1版。(文章来源:本文选自《历史论文悦读分享》,本栏目尊重原创版权归属原作者,文中所涉观点与本栏目无关,如涉侵权,联系立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