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党委副书记，研究员。

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考试评价处，助理研究员（通信作者）。

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党建工作处，副研究员。

摘 要：考试文化的现代转型是深化教育评价改革的重要命题。针对传统考试文化中分数至上、一考定终身观念根深蒂固、多元评价难以落地等现实问题，本研究从文化观念、制度执行与社会环境三个层面系统剖析了考试文化现代转型所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在文化观念层面，传统考试文化使教师、家长与学生之间形成相互强化的认知闭环，社会竞争为其提供了持续动力；在制度层面，路径依赖强化了制度惯性。回应上述挑战，考试文化的现代转型需要从重塑核心理念、革新评价理念、升级治理理念、更新社会观念四个方面协同推进。

关键词：考试文化；现代转型；教育评价改革；转型困境；转型路径

考试文化是围绕教育评价活动形成的，是考试观念、制度规则、行为方式与社会习惯的复合型文化形态^[1-4]。我国在历史上构建了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机制，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以追求分数和升学为核心的考试文化惯性^[5]。2020年，《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出台，旨在从根本上扭转“唯分数”“唯升学”的不良评价导向^[6]。然而，政策文件可以在短期内确立新的规则，考试文化的转型却非一朝一夕之功，面临长期路径依赖的深层制约。如何在政策引领下推动考试文化从传统的注重选拔甄别走向现代的立德树人，使评价改革实现现代转型，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

近年来，学界对考试文化的研究逐渐从制度层面深入文化观念层面，揭示传统考试文化的惯性特征及其对改革的制约，但系统探讨其现代转型机制与实施路径的研究成果仍显不足^[7-10]。诺斯（North）指出，制度由正式规则与非正式约束共同构成，后者如文化习惯、认知模式的变迁等，是一个缓慢渐进的复杂过程^[11]。本研究借助制度变迁理论^[12]，将考试文化转型置于政策外力与文化内力的持续互动中进行阐释，提出考试文化的现代转型是政策外力与文化内力持续互动、相互塑造的产物，其内在机制决定了转型的渐进性与复杂性。

一、考试文化现代转型与教育评价改革的逻辑关系

考试文化现代转型指考试文化从传统型向现代型变迁的系统性过程。它不是对考试的技术性修补，而是价值观念、制度规范、行为模式和心理倾向的整体性重构，其本质在于让考试回归育人根本，促进评价文化从以分数为本走向以人为本^[13]。这一重构过程不可能孤立发生，而是在教育评价改革的推动与牵引下逐渐展开。因此，理解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是把握转型机制、设计转型路径的前提。教育评价改革与考试文化现代转型之间的关系并非单向的政策推行与被动接受，而是深度交织、彼此塑造的辩证统一过程。这种互动逻辑决定了转型的渐进性与路径依赖性。

（一）教育评价改革为考试文化现代转型提供政策依据

教育评价改革为考试文化现代转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战略引领与制度杠杆^[14-16]。《总体方案》的颁布是以最高决策形式开启的价值重塑与系统重构，其引领性首先作用于价值观层面，通过明确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批判“五唯”顽瘴痼疾，在全社会重新锚定教育评价的价值方向，为长期浸染“分数至上”的传统考试文化校准了新方向。在价值引领基础上，《总体方案》进一步将改革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制度机制，破除“唯分数”的旧框架，建立以“两依据，一参考”为核心的多元评价机制，构建与育人导向相匹配的新型考试运行逻辑。与此同时，国家层面的改革决心释放出强大的政策信号，起到了稳定社会预期、动员各方力量和校准行为策略的作用，为考试文化转型奠定了初步的政策基础。

（二）考试文化现代转型是对教育评价改革的积极响应

考试文化是一个具有能动作用的复杂适应系统。当外部改革压力输入时，它通过对系统内实践主体行为的理解与协商，作出一系列深层回应与实践调适。这一过程始于政策在传递过程中的多元解读与共识构建。政策文件需要经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学校乃至教师个体进行层层“翻译”，不同主体基于其职责、资源、经验与风险感知，会对政策产生差异化的理解。这个充满观念交流与利益权衡的阶段决定了改革理念能否真正落地。当全社会对政策形成初步共识后，系统的回应便进入基层实践探索与模式创新的活跃期，呈现出丰富的实践样态。一些既能体现改革方向又契合教育规律且取得积极成效的实践经验，逐渐通过教研活动、经验交流、媒体传播等渠道脱颖而出，由案例沉淀为一定范围内共享的新常规，新的文化元素开始萌芽并获得初步的组织形态^[17-19]。

教育评价改革与考试文化转型的互动，始于国家政策的高位引领，经由多元主体的解读与调适，最终在实践探索中逐渐沉淀为新的文化认知。而新生的文化认知，又会反过来影响对后续政策的理解与新一轮的实践。在这种持续互动中，转型得以在文化观念、制度执行与社会环境三个层面渐次展开。下文从上述三个层面入手，系统剖析考试文化现代转型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相应的实施路径。

二、考试文化现代转型面临的深层挑战与成因

（一）文化观念层面：传统观念影响较深，单一评价惯性犹在

考试文化现代转型面临的首要挑战，来自传统考试观念长期积淀所形成的强大思想惯性。从古代的科举取士到现在的高校招生录取，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早已融入社会大众心理，一考定终身的认知根深蒂固^[20]。在这种氛围下，家长、教师乃至社会大众，仍习惯性地将考试成绩视为衡量孩子能力和前途的标尺，对于多元评价、过程性评价等新理念难免心存疑虑。

这种观念的形成，实际上是教师、家长与学生三类主体在认知和行为上彼此影响、相互强化的结果。首先，从教师的角度看，由于评价教师工作成效的指标常与学生的考试成绩挂钩，教师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放在知识传授和应试训练上，这种为考而教的功利性选择，反过来使应试竞争氛围更加浓厚。其次，从家庭方面看，不少家长把考试成绩视为影响孩子未来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对升学的期望值很高。家长也理解素质教育对孩子长远发展的价值，但具体到行动中，却很难放下对分数的执念，给孩子报各种校外辅导班的现象依然相当普遍。这种理念认同与行动滞后之间的差异，无形中加重了孩子的负担。最后，孩子长期身处“唯分数”的竞争环境，也容易形成思维惯性，觉得学习就是为了考试，考试就是学习的终点。即使一些孩子能意识到应试教育的局限，但面对家长和教师施加的压力，也只能放弃一些兴趣爱好的培养和发展，去适应既有的要求。

这种考试文化的闭环之所以牢固，根源在于社会竞争的底层逻辑尚未真正改变。在优质就业岗位依然不充足的情况下，学历仍然是学生求职时最直观也最有效的辨识符号。对大多数普通家庭而言，让孩子尽可能取得更高的考试分数，仍然是风险相对可控、回报相对确定的选择。这种现实状况为观念闭环提供了持续的动力，也让新的素质教育理念很难撼动传统考试文化根基。由此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教育的选拔功能被过度放大，对孩子全面发展的关注却远远不够。不少学生为了追求高分，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机械刷题，个人兴趣被搁置，创造力难以得到激发，同时还要承受不小的心理压力^[21]。2025年，南京师范大学对江苏省六地市14000多名家长的问卷调查发现，家长的焦虑水平在孩子面临升学节点时明显上升，而那些对自己教育者角色认知清晰的家长越容易因过度关注孩子学业而产生心理负担^[22]。这一发现表明，许多家庭在现实的升学压力面前难以摆脱应试惯性，这正是考试观念转型难以实现的症结所在。

（二）制度执行层面：制度设计衔接不畅，多元主体协同乏力

考试文化转型的阻力不仅在于观念层面，制度设计及执行层面的短板同样不容忽视，主要表现为评价制度自身的流程环节衔接不畅，以及多元主体协同配合不足。

评价制度的衔接问题包括多个方面。其一，从纵向来看，小学、初中、高中各学段的评价标准缺乏统一设计，综合素质评价结果难以在升学选拔中获得实质性应用^[23-25]。其二，从横向来看，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如何结合，目前仍缺少明确的制度规范，课程改革引导学生关注日常学习的初衷，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落空^[26-27]，原因就在于公众对非标准化评价的信任基础依然薄弱。标准化考试因其可量化、可比较、难以人为干预，常常被认为更具公平性，而综合素质评价等带有主观判断的评价方式则容易引发公众对客观公平的担忧，以往试图降低分数权重的改革都难以回避舆论层面的阻力。此外，不同地域之间的评价制度差异同样不容忽视，统一的考试政策难以充分兼顾城乡之间的教育资源差异，有可能加剧教育不公。其三，从制度变迁的视角看，路径依赖效应进一步强化了制度惯性。一套运行数十年的考试招生体系，已然形成相对稳固的利益格局、组织行为模式和社会配套网络，切换到新轨道需要承担较大的转换成本，包括各方主体的重新适应、制度体系的重构以及可能出现的新旧过渡问题。例如，综合素质评价已试点多年却难以进入实质性的推广阶段，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与现行招生录取制度难以衔接，与高校的招生能力和中学的备考模式难以兼容^[26]。这种成本压力使现行招生体系倾向于维持旧状，对新制度形成隐性排斥，最终使制度转型的力度遭到削弱。其四，从制度执行层面看，多元主体协同存在短板。在评价的实施上，不少教师仍习惯采用传统纸笔测试，对于实践类、综合素养类课程如何评价缺乏足够的专业素养。这不仅与教师的个人能力有关，也与教师培养课程体系中评价素养训练缺失、相关支持匮乏密切相关。而作为培养学生的重要主体，家长未能与学校共同形成对孩子日常学习的关注，对过程性评价的认可度有限。其五，技术应用层面的问题不容忽视。新技术的引入为考试转型带来新的可能，但其潜在影响远比操作层面更为复杂。以命题环节为例，人工智能辅助命题技术日益得到应用，但高考所考查的核心素养能否通过技术语言得以准确呈现，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28]。阅卷环节也存在类似问题，因为人工智能辅助评卷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可能悄然改变评分的内在逻辑^[29]。当评分标准需要通过算法来执行，评卷者的专业判断空间便会受到挤压，教师的专业自主性难以得到充分尊重。这种潜在的文化影响或许比操作层面的问题更需要审慎面对。

（三）社会环境层面：社会评价偏向传统模式，改革缺乏外部支撑

考试文化的现代转型，难以仅仅依靠教育系统内部的改革完成，还需要社会层面的理解与支持。目前，社会评价与改革需求之间仍存在明显落差，对考试文化转型构成了不容忽视的外部制约。

首先，在人才评价体系方面，社会对一个人的判断常常还是围绕考试成绩和学历背景展开。用人单位在招聘时，仍习惯性地关注求职者的毕业院校和在校成绩，对于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合作能力等职场必备素养关注不足。这种相对单一的用人评价标准，一定程度上使多元评价改革难以获得来自社会的正向反馈。

其次，从社会舆论来看，公众对考试文化转型的理解还处在较为初级的阶段。一些人对综合素质评价的客观性心存疑虑，担心主观成分过多会影响公平。对于计算机考试、人工智能辅助评卷等新技术，也有一些人抱有审慎甚至排斥的态度，担忧技术不可靠、数据不安全。媒体在报道相关话题时，有时会倾向于放大技术应用中出现的问题，而对于各地在转型过程中进行的积极探索，报道的力度却相对不足。这种舆论倾向不仅不利于形成理性的公共讨论空间，还可能使一线教育工作者承受额外的舆论压力，使改革信心受挫。这种评价落差产生的根源在于优质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在名校学位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学历依然深刻影响着人的未来发展，考试自然会被赋予某种决定命运的色彩。家长和学生的焦虑，说到底并不在于考试本身，而在于考不上名校后可能面临的落差。这种现实压力使得任何试图淡化分数的改革听起来都显得有些理想化，难以在短期内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而这种资源分布的现实困境，反过来加剧了家长焦虑和观念闭环，让考试文化转型陷入困局。

综上所述，考试文化现代转型所面临的挑战，是由文化观念、制度执行与社会环境相互交织形成的。社会竞争逻辑的刚性、制度信任基础的薄弱以及优质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衡，共同构成了一种稳固的阻力结构。这些挑战的存在，使得构建系统性的转型路径成为必要。

三、考试文化现代转型的路径探析

（一）重塑核心理念，让教育从分数导向回归育人本位

面对教师、家长与学生的观念闭环及其认知与行为相互强化的困境，考试文化转型的首要任务在于推动教育核心理念的根本转变，将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分数导向回归到育人本位上，让考试不再被视为教育的终极目的，而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考试的选拔功能固然不能被取消，但这一功能应当被置于育人的根本目标之下，而不是育人过程被考试所牵引和窄化^[30]。

实现这种转变需要打破观念闭环中各主体的认知定式。首先，对于教师而言，需要逐步完成从知识的灌输者向成长的引导者的角色转换，将教学重心从应试技巧训练转向核心素养培育，为学生创造思维碰撞与个性发展的空间。教师对学生的关注，不应仅停留在分数高低上，而应延伸到思维习惯、兴趣倾向、情感状态等更多维度，这无疑对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其次，对于学生而言，应树立学习是为了认识和改造世界而非应付考试的基本认知，让学习回归到好奇心的驱动之下。如果学生长期身处应试环境，很容易形成被动的心态，把学习窄化为题海战术和死记硬背。学校需要在日常教学中提供更多探究性、项目式的学习体验，引导学生成长为主动的探索者，使他们在解决问题、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感受学习的意义。最后，家庭层面的转变同样不可或缺。这需要各方主体合力传递多元成才的理念，引导家长看到分数之外的能力价值，如创造力、抗挫力、合作精神等。这些品质往往比单一的分数更能决定一个人的发展潜力。许多家长对子女教育的焦虑实际上源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缓解这种焦虑有赖于科学教育知识的普及。可通过家长学校、社区讲座、公共论坛等途径普及儿童发展规律与科学教育方法，帮助家长认识到每个孩子都有自身独特的成长节奏和优势领域，逐步树立科学的教育成长观，以降低家庭教育中的盲目性与功利性。

（二）革新评价理念，促进评价尺度从单一走向多元

面对制度衔接不畅与主体协同不足的困境，考试文化转型的关键在于承认人的智能是多元的，成功的路径也应是多样的^[31]。这一维度包含评价标准与评价形态的双重变革，核心是使评价从一把尺子量所有人走向多元尺度成就每个人。

其一，在评价标准上，要实现从知识本位向素养本位理念的转变。这意味着考试内容的设计应当更多关注学生的思维品质、分析能力与创新意识。同时，应树立过程评价的理念，让成长记录、项目成果、实践表现等都成为评价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引导学生将注意力投向学习过程本身。这一理念革新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社会对公平的敏感焦虑。公众对非标准化评价的信任基础薄弱，要求评价标准的变革必须与评价机制的透明化同步推进，让评价过程可解释、可信可靠。

其二，在评价形态上，数字化时代正在催生新的考试文化，其基本特征是从封闭选拔走向开放生长。在线测评、自适应考试、虚拟场景测试等新型考试形式的出现，打破了传统考试的时空边界，使那些纸笔测试难以考查的能力，如信息素养、协作能力、创新思维等有了展示的舞台。更重要的是，借助大数据分析，教育者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每位学生的优势领域与成长短板，使考试从单一的分类筛选工具转变为内生于学习过程的诊断与反馈方式，帮助个体认识自我、发展自我^[32]，并为个体的学习与发展赋能。

（三）升级治理理念，推动考试治理从经验型向现代型转变

考试治理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一场文化观念的深刻变革。它意味着考试管理从传统的由经验主导转向科学决策，从单向的行政管控走向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这种治理理念的跃升，既是回应前文所述治理短板与技术风险的必然要求，也是多元评价得以落地、考试文化实现转型的重要保障。

首先，治理现代化体现为决策理念的科学化。传统的考试管理偏重经验判断与行政指令，决策过程的实证支撑相对不足。现代治理要求建立数据驱动、证据支撑的决策机制，考试机构需要主动研究学生成长规律、追踪人才需求变化、评估改革实际成效，让每一次制度调整都具备充分的科学依据。这种决策理念的转变，本身就是对经验主义考试文化的超越，也为后续各项改革措施的精准实施准备了前提条件。

其次，治理现代化体现为运行理念的透明化。公众对多元评价权威性的质疑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主观臆断的担忧。综合素质评价之所以难以与升学硬挂钩，一个重要原因是评价过程不够公平透明，难以获得社会的普遍信任。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正是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当评价标准公开、评分过程可溯、异议申诉畅通时，公众对考试公平的焦虑才能从根本上得到缓解，多元评价也才能获得真正的信任基础。

再次，治理现代化体现为参与理念的开放化。传统的考试治理基本上是教育部门的独角戏，其他主体的参与空间十分有限。而现代治理强调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需要建立专业化的考试研究机构，让学术力量参与标准制定。教育部门还应搭建家校社沟通平台，引导家长和社会理解改革意图，并引入第三方评估与监督，用专业力量检验治理成效。当教师、家长、学校、社会从被动的政策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考试文化才能真正摆脱僵化封闭的状态，获得持续更新的动力。

最后，治理现代化体现为风险判断的前瞻化。现代治理要求在引入新技术的同时，应同步建立伦理审视、过程监测与纠偏机制，而不是等到问题出现才着手应对。这种未雨绸缪的治理理念，在制度设计之初就将可能出现的文化影响纳入考量，既是对技术万能论的纠偏，也是对考试育人本质的坚守，体现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防范的治理思维转变，是考试治理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四）更新社会观念，以多元成才观取代单一成功标准

考试文化的现代转型仅靠教育系统内部的改革很难独立完成，还需要全社会人才观的深刻转变。只有当社会真正接纳多元成功的价值理念时，学校内部的评价改革才能具备实施的深厚土壤。

首先，用人单位的招聘理念是观念转型的关键一环。企业和社会组织需要逐步建立更加科学全面的人才评价体系，超越“唯学历”的简单逻辑，真正关注求职者的实际能力、创新潜质与岗位匹配度。当用人标准从毕业于哪所高校转向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时，学校教育中的应试焦虑才有可能得到实质性缓解。这种转变虽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它是指引教育改革方向的重要风向标。

其次，媒体与公共舆论的理性引导不可或缺。媒体在报道教育话题时，应当避免过度渲染状元、名校等标签，更多地关注多元发展的典型案例。例如，那些在艺术、技术、公益、服务业等领域获得成就的年轻人，同样是社会的栋梁之材。只有以多元发展的案例打破单一叙事的束缚，公众的教育观念才能在潜移默化中逐步改变。对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个别问题，媒体也应秉持建设性态度，避免过度放大负面案例，以包容、理性的氛围支持教育评价的探索与尝试。

最后，政策层面的制度支撑为社会观念转型提供公信力保障。政府可以通过薪酬体系、职业资格认证等制度设计，提升技能型人才、创新型人才的社会地位与物质待遇，让不同行业从业者的努力都能获得应有的尊重与回报。同时，持续巩固“双减”治理成果，引导校外教育培训市场健康发展，鼓励其转向素质教育，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

总之，只有当社会真正形成多元成才的文化观，育人本位回归、评价尺度转变与治理模式提升才能真正落地生根。这种社会观念的更新既是考试文化转型的外部支撑，也是其最终得以确立的根本。

四、结束语

考试文化的现代转型是政策外力与文化内力持续互动、相互塑造的过程。本文从文化观念、制度执行与社会环境三个层面揭示了转型面临的结构性困境，也通过对四条转型路径的探讨呈现了互动的复杂性。考试文化早已扎根于社会运行的深层肌理，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认知框架和行为习惯。政策可以在短期内确立新的规则，但要让新的价值观念真正落地，让多元评价获得社会信任，让育人本位取代分数导向，还需要漫长的文化积淀与实践调适。正因如此，推动考试文化现代转型，不能寄希望于某一项制度或政策的推进，需要多维度协同发力。更为关键的是，转型的成效最终要体现于每一个教育主体的日常实践之中，即教师的评价观念是否真正转变，学生的学习体验是否更加丰富，家长的焦虑是否有所缓解，社会的人才标准是否更加多元。只有这些细微处的改变汇聚成流，新的考试文化才能从理念转变为现实。从这个意义来看，考试文化的现代转型既是一场深刻的制度变革，也是一场静默的观念更新，它需要改革的决心与定力，也需要历史的耐心与智慧。让考试回归育人本质，让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都能被看见、被尊重，正是这场转型的最终期许^[33]。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