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是我国传统社会一项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古代的政治、教育、文化和社会发展，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鲜明的独特性。然而，关于对科举制的评价却众说纷纭，有人赞誉有加，有人批判否定。2025年是科举制度废止120周年，刘海峰教授最新专著《正说科举》的出版恰逢其时，将科举制置于世界文明发展史的时空背景，从宏观视角和比较视野深刻剖析科举制的功过。该书以求真务实的精神还原科举制本来面目，是一部弘扬中国文化自信、彰显中国精神、展现中国特色的力作。

作为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教授在科举学、高考改革、高等教育史和高等教育理论等领域卓有建树。他的相关研究成果在《中国社会科学》《教育研究》《历史研究》等人文社会科学知名期刊发表，并多次获得全国性重要学术奖励，包括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三次、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两次，等等。自1992年刘海峰教授在第四届全国教育考试科研讨论会上报告《“科举学”刍议》一文^[1]伊始，科举学作为一门跨学科交叉的学问逐渐萌芽、建立和发展，并开始走向专业化和体系化。在此过程中，刘海峰教授以极大的学术勇气明确提出“为科举制平反”的主张，并借助翔实的历史资料澄清与科举制有关的“戏说”和“反说”，令人耳目一新。通读全书，“为科举制平反”既是该书的核心观点，又是该书牢牢吸引读者的独特魅力所在。笔者试图从什么是为科举制平反、为什么要为科举制平反、如何为科举制平反三个议题进行讨论，以飨读者。

这个议题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厘清科举制的本质，二是阐明为科举制平反的含义。

对于前一问题，刘海峰教授《正说科举》一书指出，科举制是中国和东亚国家帝制时代设科考试、选才任官的制度，不属于专制体制，更不是愚民政策；仅凭文学作品中塑造的范进、孔乙己形象，就将科举制视作禁锢人民思想、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恶制，并不符合史实^[2]。事实上，科举考试同样选拔了诸如白居易、柳宗元、王安石、张居正、韩愈、黄炎培和沈括这样的文学家、政治家、教育家和科学家，为才学之士提供了阶层流动的通道，平民子弟也可以通过科举“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历朝历代借助科举考试选拔有才能的学子，其根源恰在于科举取士强调公平与学问，适应当时的社会需求，为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秩序提供了有力保障。科举考试以考促学、以评引风，在促进社会流动的同时还为中国文学发展营造了良好氛围，对衍生而来的文学思潮、文学创作和文学风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刘海峰教授主张将科举视作一个含义丰富的中性词，而非阻碍社会发展、荼毒人性的贬义词，以避免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式。这种追根溯源、扎根历史情境的研究路径不落俗套，使该书突破了人云亦云的认知陷阱，书中提出的“让科举研究从激情批判走向理性判断”的重要主张发人深省。

对于后一问题，刘海峰教授在专著中指出，为科举制平反不是全盘肯定科举制，也不是反对废除科举制，而是主张全面客观地评价科举制的利弊^[2]。面对有关科举制的多种观点，该书作者在系统梳理百余年科举研究历史的基础上，将为科举制平反的观点划分为三种类型。其中，最激进的一种观点否定废除科举，力主恢复科举制，如梁启超、孙中山；较为温和的一种观点认为科举制度可以不废，但并未提出恢复科举制度，如杜亚泉、胡适、钱穆；而相对客观中立的一种观点不否定废科举但肯定科举制度，强调立足不同时代背景看待科举制的存废，如顾颉刚、潘光旦和杨学为。刘海峰教授将自身的观点归属于第三种类型，并且在这部新著中分析了科举考试在促进社会公平和阶层流动方面的作用，澄清了科举制在近代被废止的必然性。因为这些学者主张为科举制平反的对象并非“废止科举”这一历史事件，而是以考选才的科举制度。因此，刘海峰教授在书中提出根据社会环境和时代变化长时段评价科举制的主张，以纠正长久以来对科举制的偏见^[2]。这一主张不仅体现了作者敢为人先的学术勇气，而且展现了他严谨求证的学术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