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格式：唐盛昌, 徐奉先 .构建拔尖创新人才早期识别培育链的探索与思考: 专访上海中学原校长唐盛昌[J]. 中国考试, 2025(3): 7-15.
作 者
唐盛昌，上海中学原校长，正高级教师；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人民教师奖章、上海市首届“教育功臣”等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访谈者：徐奉先，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副研究员。
摘 要：唐盛昌校长长期致力于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和国际课程实践的比较研究，先后在上海中学、上海华育中学等学校开展资优生教育探索和创新素养培育实验项目，对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育的基本规律有深刻认识，积累了丰富经验。本刊于2024年11月对唐盛昌校长进行了专访，探讨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育链的构建问题。通过分析上海中学等学校在课程改革、教学管理和评价体系等方面的创新举措，总结其在拔尖创新人才培育选拔方面的成功经验。实践研究表明，早期识别和培养、课程体系优化、教学方式创新以及多元化评价体系的建立是构建拔尖创新人才培育链的关键要素。本文旨在为我国基础教育阶段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教育强国；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育；国际经验
引 言 我国在由教育大国走向教育强国、由人力资源大国走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过程中，需要探索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育和选拔路径。基础教育阶段作为人才培养的奠基时期，在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识别和培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当前基础教育阶段如何开展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育的实践，发现具有中国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育基本规律，已成为一个紧迫课题。上海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通过对上海中学原校长唐盛昌的专访，本文深入探讨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育链的构建问题，以期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提供有益参考。 一、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育应关注八个特质 访谈者：唐校长您好！非常感谢您拨冗接受采访。您领导并创建的上海中学国际部，多年来在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识别和培养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积累了丰富经验，被誉为“中国人办的一所成功的国际学校”。首先能否请您谈谈自己的工作经历？ 唐盛昌：我于1962年参加工作，主要从事数学教学，包括奥数培训，1989年担任上海中学校长。1993年上海中学成立了国际部，2013年我退休离开时，学生规模已经达到3300人，并且参加了IB（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Diploma Program）考试，成绩按照IB的总分排名应该是全球前五。因此，对于国际教育这一块我比较了解。从1996年到2002年，我担任国际文凭组织（IB）校长委员会委员，也是亚洲地区、亚太地区的校长委员会委员和亚太地区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我退休后还办过民办初中，就是华育中学，上海初中阶段具有拔尖创新潜质的孩子有相当一部分都集中在这所学校。 访谈者：上海中学在全国率先开展过多年的资优生教育探索和“创新素养培育实验项目”，积累了不少拔尖创新人才培育的实践经验。在您看来，基础教育阶段具有拔尖创新潜质的学生一般都具备哪些特质呢？ 唐盛昌：我认为应该包括八个方面。一是责任心与思想境界。一个学生如果没有责任感，只考虑个人前途，不能把眼光放在国家和人类的高度，没有宏大的志向，是难以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所以，我们非常强调促进学生基于责任与志趣的价值追求，从而极大激活学生发展的内在动力。在智力水平与学业水平相差无几的情况下，学生的志向、毅力、思想境界直接影响他们可持续发展的高度。这一点，在许多人的成长中得到印证。 二是兴趣和潜能的匹配。这是学生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源与未来发展达到一定高度的重要支撑。学生的兴趣领域不一定是他/她的潜能领域。实际上，学生的潜能在哪里，家长和教师可能都不知道，包括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自己也不一定了解。这就需要学校去探究，给予学生课程学习一定的选择性，让他们在选择学习的过程中逐渐认识自己的潜能，找到潜能与兴趣的匹配点。 三是思维的批判性与深刻性。批判性思维关注发现问题，“学源于思，思源于疑”，是否敢于质疑、敢于发现并提出新的思路，是评价拔尖创新人才的一个重要指标。通过实验探索，我们发现有发展潜质的学生在面对问题时，大多能表现出批判性思维。而思维的深刻性是建立在兴趣领域深而广的个性化知识积淀基础上的。学生能在提出质疑的同时，运用积淀的个性化知识，根据自己的思路去收集证据，直至运用证据证明猜想。这恰恰是科学家获得发现、发明的一般思路。举个例子，平时我们做氢氧化铁实验的时候都会注意到，反应现象是从白色过渡到红褐色，但是在一次实验中，有学生提出为什么在反应过程中大概有一秒钟的时间出现了绿色，老师也感觉很吃惊，在十几年的教学过程中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然后这个学生就跟老师一起探索，最后成功解释了这一现象。 四是思维的跳跃性与缜密性。对于有发展潜质的学生来说，发现问题与提出新的思路、观点都需要思维的跳跃性[1]。但只有跳跃性还不够，需要通过思维的缜密性来佐证。这一点也可以举出一个实例。过去有个学生是国际数学奥赛冠军，而且是当年全世界唯一的满分获得者。在国家集训队的时候，有一次考试中需要用到复变函数中最大模定理，他事先并不了解这一定理，却在考场上推理出了这一结论，并把结论应用到解题过程中，整个考场也只有他一个人可以证明，这就反映出他思维的跳跃性与缜密性。有发展潜质的学生并不是在每个领域都表现出这种思维特性，在其感兴趣的领域更容易得到彰显。 五是钻研与痴迷。实际上通过金牌考验的孩子非常多，但那些真正能被称为拔尖创新人才的，无一例外都对学科的钻研达到了痴迷程度。专业知识的学习如果没有其他身心发展和思维水平的提升作为支撑，就无法匹配拔尖创新人才标准。比如中科大的少年班项目，可能会培养出大量达到大师级水平的大学教授，但经过反复观察，并不能断定这些孩子是不是拔尖创新人才。如果少年班只有这样的学生，那么他们发展的上限就是大学教授，这与我们的初衷有很大差距，我们希望这些孩子能够成长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人物。所以，如果没有专业的内驱动力，将无法获得持续的提升。 六是坚忍性。在对目标的追求过程中，意志品质起到了强大的支撑作用，包括抗挫折力、自制力、持久力等。华罗庚曾经说过，根据我自己的体会，所谓天才就是坚持不懈地努力。学生在学习、成长与进行课题探究的基础上，同样需要坚忍性来助力他们发展。上海中学多年的实践表明，大多数资优生存在明显的“飞跃期”，并在“飞跃期”之前可能产生“高原期”，之后可能产生“迷茫期”，作为教师要对这些具有发展潜质的学生加强针对性指导、引领。有个学生最初进数学冬令营的时候是上海市十多名，后来在冬令营中名列前茅，入选了国家集训队。刚入队的时候只是中等水平，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成功进入前几名，这是一个飞跃；后来拿到世界数学奥赛金牌，又是一个飞跃；获得金牌后他的兴趣转向物理，并成功考入国家集训队，入队前夕利用三个月时间准备雅思考试，并取得了8分的成绩，这也是飞跃。在一次次坚持与飞跃中，他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七是个性化的知识构成。有发展潜质的学生可能存在单核、双核和多核等知识结构。单核知识结构的学生虽然整体成绩不错，但有一个核心学科，围绕这个学科涉猎其他各科。双核知识结构的学生集中在两个领域特别突出，如数学和计算机、数学和物理、数学和英语等。多核知识结构的学生在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学科领域表现非常突出。这种个性化的知识结构是学生未来创新素质的基础，对学生未来的专业趋向与人生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不同的知识结构没有优劣之分，要根据学生的意愿加强引导。我们过去的课程体系构建与实践，极大地促进了学生的个性化知识构成。 八是基于一定领域发展的可持续性。一个人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不应该是高中时期，而应该是中学以后的学习和生活，对于有潜质的学生来说更是如此。那么，高中在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过程中如何才能确保现在好、将来更好？这就需要为学生未来学习和可持续发展扎下坚实的学力根基。例如，培养学生广而厚实的知识基础，关注学生基于一定领域的学科领悟力与智慧生成，准确识别学生的优势领域与潜能，关注数字技术与专门知识领域的整合与创新等。 上面八个特质是在我们实验中总结出来的，虽不能涵盖拔尖创新人才早期识别与培育的全部，但对科技类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育而言是尤其值得关注的。如果学生能够在这八个特质上显现出良好的发展潜力，就有可能在未来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在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道路上不断迈进。 二、关注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育与推进教育公平的关系 （一）选拔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应从对物的关注走向对人的关注 访谈者：在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的过程中，拔尖创新人才的识别和培养是一个必须解决好的问题，需要我们在一系列观念上冲破束缚。在您看来，关注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育，应该如何处理它与促进公平、优质均衡之间的关系呢？ 唐盛昌：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突出促进公平，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举措[2]。教育公平既包括机会公平，意味着每个人接受某种类型和阶段教育的可能性；也包括条件公平，意味着每个孩子在受教育过程中受到平等的对待，每个孩子都能在自己的已有基础上得到更好的发展。机会公平强调所有孩子都能上学，条件公平则强调在孩子能上学的基础上，努力提供适合每个孩子发展的教育，使其得到适合个性的应有发展。 教育公平不等于教育平均化。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推进教育公平的立足点主要被放在对学生享受教育资源的物质的公平上，尽可能满足每个学生享受相对均等的教育机会，关注学校硬环境、师资等的平等。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教育公平的立足点必须适时从对物的关注走向对人的发展的关注。当然，人的发展需要物的支撑，但新时代推进教育公平的“物”的创设，应当置于人的发展需求下去思考，尽可能创设适合每个孩子发展的教育条件。 学生的发展是有个体差异的，教育公平的推进要关注这种差异。每个孩子的发展基础、优势领域、个性爱好、发展侧重点各不相同，教育发展到今天，对教育公平的理解就应该从初级阶段的机会公平上升到真正意义上关注人的发展的条件公平，而不能总用通常意义上理解的“物”的公平去看待真正适合孩子发展的教育公平。如果说对有学习困难的学生提供帮助与提升是教育应尽的责任，那么对具有发展潜质或已经显露出良好发展潜能的优异学生、拔尖学生采取针对性的教育举措，包括提供适合于他们发展需要的条件、辅导，也应是推进教育公平的关键环节。 （二）提供适合有发展潜质学生的早期针对性教育，是推进教育公平的应有之义 访谈者：有学者指出，当前不能简单以平等性公平的观念去批判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违背了公平原则，而是应将其纳入差异性公平范畴，在教育体系中为具有创新潜质的学生打开培养通道，建立专门的英才教育政策与法规体系[3]。在您看来，中小学阶段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如何既面向全体，又因材施教呢？ 唐盛昌：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与高素质劳动者的早期培育是有差别的。目前，基础教育最欠缺、最薄弱的环节就是对英才学生的培养，将这批学生的发展与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结合起来也应该理直气壮。关注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育，一方面要有“面”上的思考，不至于让真正有潜质的学生被早期埋没，同时可为未来人才涌现提供更为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也需要有“点”的突破，包括认识、发现、开发某一方面具有潜能的学生，或对已经表现出一定发展潜能的优异学生、拔尖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 关注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育，许多国家在关注“面”上推进的同时，也注重在“点”上的突破。例如美国的蓝带学校（Blue Ribbon School）、州长中学（the Governor Dummer Academy），韩国的科学高中等，都是在宏观思考基础上的“点”的深化，在许多具体措施方面做得相对超前。我们当前关注比较多的还是学生在“面”上的发展，缺乏“点”上的深入思考以及对适合于他们教育的整体性研究。在促进有潜质学生发展的多样性上，我们的准备还显得相对不足。例如，从当前许多竞赛、加分的激励政策来说，主要偏向于科技类有潜质的学生，对人文类、经济类、艺术类等有潜质的学生如何激励，还有待深入思考。提供适合有发展潜质学生的针对性教育，需要摆脱功利思想，真正从学生的潜质和发展需求出发去思考条件的创设、平台的搭建。人们必须认识到，如果我们在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育上不能认识到自身在国际化背景下的差距，势必会影响我国未来的人才结构，进而影响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势必也会对教育公平的效能提出深层次挑战。 （三）努力创设适合学生“可能能力”发展需要的支撑平台 访谈者：刚才您提到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要重视在“点”上的突破，您认为怎样才能找到学生兴趣与潜能的匹配点，让学生明确更适合自身发展的方向呢？ 唐盛昌：儿童的“可能能力”存在递减法则，当他们的这部分能力得不到认识或应有的关注与针对性开发时，这些“可能能力”就会减退甚至消失。当学生前一阶段的教育认识到了这些可能能力，并促进他们得到良好的发展时，后续阶段的教育也要创设良好的发展平台，帮助这些学生将“可能能力”尽可能地获得可持续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中提到的“创新潜质学生”[2]，正是在某一阶段的“可能能力”得到了初步展现的学生。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识别，就要努力创设适合他们发展需要的平台，促进他们创新素养的提升。 如何创设适合这些有创新潜质的学生发展需要的良好平台？首要的是课程。如果缺乏有针对性的课程载体，开发学生的潜能和提升创新素养就是一句空话。无论是美国的蓝带学校，还是韩国的科学高中，他们都有一套与一般学校完全不同的课程体系。如果学校的课程差别小，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千校一面、千人一面。目前，我们许多学校只有应对高考的课程，却没有真正意义上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课程体系，这就很难促进不同潜质学生的多样化发展。除了课程平台，努力创设适合学生发展的数字化平台也非常必要，因为基于数字技术平台的生存、发展、创新素养已成为数字化时代人才必备的核心素养之一。促进有潜质的学生基于数字技术与感兴趣专门领域的课程整合，更有利于发挥他们的优势和迸发更多创新火花。但是，促进这些学生的发展，仅仅依靠学校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当充分、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给予学生更多的发展空间。 三、我国中学教育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优势和存在问题 访谈者：刚才您谈到了国际经验的重要性，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专门从事国际教育，在中外比较的过程中，您觉得目前国内中学教育主要的成绩是什么，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方面有哪些优势呢？ 唐盛昌：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中，第一个特征就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中学教育的第一个巨大成就与此相对应。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我们在普及知识、义务教育和基础教育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就。即使是美国，他们的基础教育也比我们差很多。我曾多次去美国，最发达的纽约地区，最差的学校与我们最差的学校相比也相差甚远。我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成就极其巨大。第二个巨大成就是我们正在跟上教育现代化的步伐。2014年启动的高考综合改革和2017年开始的高中课程与教材改革实际上使我们的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从工业时代迈向信息时代。例如，三年疫情防控期间全国的教育教学没有停摆，网络技术支撑了各个年级所有学生的线上教学，能够维持教育教学的正常运转，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也就是说，目前我们在线上教育方面已经打下了坚实基础，能够应对突发疫情的严重影响和自然灾害，目前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够实现如此大规模的线上教学。第三个巨大成就是课程教材改革对核心素养的重视，这表明我们正在稳妥地向教育现代化的方向发展。虽然与最先进的技术相比可能还存在差距，但这也是由客观情况决定的。我们的人口量巨大，惯性太大，比其他国家都要明显。例如，我们过去讨论芬兰教育，他们总人口只有500万，相当于上海人口的五分之一，还没有浦东新区的人口多。在这种比较小的范围内，工业化信息化往往更容易实现；而我们14亿人口的体量与芬兰完全不可同日而语[4]。所以，我认为我国的基础教育已经迈出坚实的一步，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都在积极进行人才培养探索，拥有一套基本适合中国国情的方案，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就能进一步完善和做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选拔。 访谈者：现代化强国建设与激烈的国际竞争也对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面对挑战，您认为目前中学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唐盛昌：首先是评价的问题。目前中国的高考以总分评价学生，这种评价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一些问题。一方面是抑制了学生的优势发挥，另一方面是更加凸显学习短板。例如你数学成绩不好，要提高成绩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数学的短板补上。数学学不好的主要原因是兴趣不大，或者在数学领域的学习能力不强，如果不补全这个短板，你就无法考上理想的大学，而各科成绩加总的结果并不能凸显你的个性和特长。目前仅使用总分录取学生的国家不多，所以我们要借鉴一下其他发达国家的经验做法。例如，美国面向高校升学的基础测试一个是SAT考试，一个是ACT考试，还有面向母语非英语学生的托福考试（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TOEFL）。这些考试都不是由国家组织，而是第三方考试，由具有高度权威性的机构组织，但社会认可度很高。SAT和ACT的统考科目主要是英文和数学，证明学生个性特长的考试成绩则主要通过AP（Advanced Placement）考试体现。AP大概有30多门课程，学生可以随意选择，这是与高考相比最大的区别。我们是用一把尺子，也就是用高考总分衡量所有学生；美国不是一把尺子，而是多把尺子。除了统一的SAT或者ACT测试外，其他课程按照学生的兴趣爱好进行选择。这种差别背后隐藏的道理实际上是评价标准的差异，因为如果实行多元评价，是衡量学生的优势而不是短板。如果学校要开设满足多元评价的课程，那么课程的选择性就必须大幅度提高，相应地必然采取小班制，实际上走班制与小班制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不同考试的分数如何计算？目前我们采用的是不同科目的分数相加。但高度选择性的课程需要采用绩点制，采用小班教学，用这套体制作为支撑，才能实现多元选择下的多元评价。 2014年开始我们进行了高考综合改革，这要求高中全面实施选课走班，意味着老师和教育设施的翻倍，成本非常高，因此小班制很难推行。我去过许多省市，他们普遍反映的困难就是师资的缺口，即高中无法为学生提供多元选择。选课走班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学科选修，另一种是同一学科不同水平学习内容的选修。我们的老师习惯于按照高考水平要求所有学生，所以复习备考是按照高考的水平进行的，并没有为不同水平的学生提供选择。为什么竞争会很激烈？因为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也是服务于高考的，老师只会用高考的标准来要求不同水平的学生。 其次是教学内容现代化的问题。比较一下，美国AP课程中的数学有50%左右的内容是涉及微积分和统计学的，其中微积分分为AB和BC两种，AB主要包括函数、图像、极限、导数和积分等内容；而BC增加了向量方程、极坐标方程、数列、经济模型、生物模型等。我国中学生目前学习的数学内容是适合工业时代的基础内容，但人类现在已经身处信息时代，仅仅学习初级数学方法是不够的，对于具有潜力的学生而言，微积分是数学的基础内容，如果被排斥在教学内容之外，实际上很多问题都无法解决。目前高中新课程从2017年开始已经向微积分方向发展，是个可喜的变化，还需要走得更远一些。 最后是从教育体制角度而言，是全国一条线还是两条线的问题。美国的课程分为两类，一类是高中课程，不教授微积分，也没有微积分内容，大概一半的学校都是这样；另一半学校开设了AP课程，可以看作高中的高端课程。如果这些学校的学生在高中阶段不学微积分，就无法进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跟上整个时代的形势。英国中学的体制是11年加2年，即11年中学教育加2年大学预科。中学教育有合格考试，考试结束后读大学预科的不是全部学生，大部分学生都解脱了，这种体制不安排全民参与高考。我国每年的高中毕业生有1000多万，参加高考的学生规模非常大。从教育体制的角度分析这些问题，我认为可以得到很多启发。 四、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育链的构建策略 访谈者：现在中央特别重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近期出台的政策文件都提出这一方面的要求。请您结合多年教育经验，谈一谈中学和考试评价机构如何做好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与选拔？ 唐盛昌：原先我们认为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是大学的事情，与基础教育无关，现在所有人都认识到并非如此。仅仅把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前置到高中阶段还不够，实际上要放到初中阶段[5]。在基础教育中，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按照什么思路进行？目前是以奥赛为主，我认为不算全部错误的思路，但肯定也不是最合适的方案。首先是数学，数学奥赛与其他几门学科的奥赛有所不同，因为其他几门奥赛并未受到更多限制。数学奥赛有个制约，即它采用初等数学方法解决问题，但是物理化学就可以使用微积分进行操作。数学奥赛基本不包含微积分，就是初等数学的内容，这与当前科技现代化发展的节拍相悖。如果仅以奥赛的标准为标杆，我认为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不可能成功。 其次是既然应该从初中阶段就进行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那么政策如何与此相适应？从考试机构的角度来看，中考和高考该如何鉴别出那些具有拔尖创新潜质的孩子？这需要突破许多观念上的障碍，包括考试的指导思想。我们经常提到考试不能超纲，实际上不超纲是在抑制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例如，目前我担任华育中学的理事长，负责学生培养的大方向把握。十年前我曾经与华育的老师们讨论过初中的竞赛生培养，我告诉他们要按照国际奥赛的水平进行培养，不要人为设置障碍限制学生的成长。这十年他们一直按照这个方向在前进，近六年毕业的新高一学生中有132人获得五大学科竞赛一等奖，毕业生中有5人获得国际奥赛金牌，取得的成绩已经能说明一切。而且每届学生都是这么培养，基本没有特别加重负担，这证明了我们孩子的潜力。最近华育学生参加了丘成桐第二届国际数学竞赛，获得了团体第一名并包揽了个人前六名。这说明现在的初中孩子经过早期培养，已经达到高中学生中的最高水平。这是否已证明教育必须保底，但是不能封顶？再举一个例子，北大的竞赛非常多，中学生数学科学夏令营的未名奖就是其中之一。2024年全国有10名学生获得未名奖，其中华育初中的学生有4名。这说明有一批孩子在初中阶段真正拥有较强的天赋，他们的水平比我们期待的还高出许多。如果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聪明的孩子中有很多优秀的苗子，关键是我们能否发现，能否找到有效且合适的方法去培养。不能用教育中的某些条条框框抑制有天赋的学生发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才培养通道。 再次是如何保证学生在当前的考试体系中能够真正脱颖而出？我认为中考和高考必须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高考这几年的改革成绩非常明显，原来学科的高考是基于学科知识掌握程度的测试，现在转变为基于学科知识的素养能力测试，考试的导向发生了改变。2017年高中新课标颁布，提出了学科核心素养的新概念，涉及多学科和跨学科。这不仅是基于单一学科的思考，也是对综合能力的思考；不仅仅是解题能力，更多的是对创造能力、创新能力和探究能力的关注[6]。如果高考按照现在的模式继续发展，就必然会出现另一项内容——基于核心素养的能力测试。现在基于课标内容的核心素养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学科层面，如果分析很多高校的入学面试，会发现实际上已经进入基于核心素养的能力测试阶段。目前在高考中，北京、上海、天津是全科自主命题，其他有自主命题任务的省（区、市）语数外三科都使用全国卷，其他选考科目自主命题。绝大部分省市选择语数外使用全国卷，证明这三门课程对所有学生的要求比较一致，这与国际相通，美国的ACT考试也是主要考阅读和数学。但是如果高考的其他考试科目仍然局限于六门到七门课程，那么将无法满足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需求。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信息时代和智能时代，我们是否有可能在六门课程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改革，增加选修科目？语数外三科实现了全国统考，那么其他科目可以放到各省市、各个高校或者高校联盟进行，只要这个考试具有一定的社会权威性即可。据我所知，IB课程以及各个小科目共有197科，不同年份有所增加和变化。学生可以选择任何一科，选择度和自由度更大。自由度的优势与学生将来需要从事的专业相关，关联度更加匹配。学生的能力水平，包括我刚才提到的基于核心素养的能力水平，通过选择不同科目的组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显示。例如，有学生想选修音乐，但高考中并没有这个选考科目。我对考取美国大学的学生做过分析，进入常青藤等名校的学生中，绝大部分人具备很高的艺术素养。如果我国的教育和考试现代化要深入推进，就需要进一步增加选择性。如果学生一整天的精力都放在应对考试上，就无法减轻负担，也谈不上发展兴趣。 最后就是要发展自适应考试。我认为进入智能时代五年到十年以后，自适应考试将成为许多发达国家的考试常态和主要的考试形式。这种考试会根据学生的水平不断变化题目，测试结果更加精准，已经成为国际考试发展的主流。如果我国的专业化考试机构不探索采用这种模式，那么将跟不上时代节奏。比如美国的ACT考试是一个非常大范围的考试，从2024年开始实行全美范围内的机考，学生对于机考也已经非常熟悉和适应。但美国的考生人数比较少，我们需要比他们还要提高一个量级。他们人数最多的考试大概一两百万考生，我们动辄几百万、上千万。机考的组织需要大量高端科技支撑，并非仅仅是机房问题，更具挑战的是题库软件、网络平台支持。如果机考都考统一的题目那也比较简单，但自适应考试的开发难度就会大幅度提升。如果背后的理论和技术研究跟不上，那么我们的学生未来可能无法与国际接轨。 五、结束语 通过对唐盛昌校长进行专题访谈发现，构建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育链需要系统性的教育改革和创新。通过优化课程体系、创新教学方式、建立多元化评价体系等措施，使学校能为具有创新潜质的学生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未来，基础教育阶段应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育机制，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