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格式：高清晨, 邬志辉. 普通高中跨区域招生行为治理研究[J]. 中国考试, 2025(3): 40-50.
作 者
高清晨，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在读博士生。
邬志辉，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摘 要：在县中振兴背景下，普通高中跨区域招生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分析发现，普通高中跨区域招生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四：一是在优质普通高中和民办高中的双轨扩张下实现“野蛮生长”；二是在以优质普通高中名额分配和自主招生为主的改革中获得合法性；三是在升学率驱动下成为地方政府与优质普通高中共谋的产物；四是在教育投资与回报考量下家长主动选择跨区域就读。当前，跨区域招生治理工作面临招生目标多重性、评价标准单一性、教育资源级差性等多重挑战。应抓住普通高中招生制度改革的主要矛盾，通过进一步完善普通高中学校评价体系、促进市域内普通高中均衡发展、科学调整跨区域招生比例等多种路径，推进普通高中跨区域招生治理工作取得成效。 关键词：普通高中；跨区域招生；招生治理；县中 一、问题提出 当前，县中困境主要表现为其在辉煌时代所具备的优质生源和优质教师在进入21世纪以来流失严重，县中不再具备发展优势。其中，生源流失是县中塌陷的起点，是影响县域普通高中办学质量和生存地位下降的关键所在[1]。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政策研究院“县中教育问题研究”课题组对我国某市调研发现，2016—2020年中考成绩500分以上的学生到区域外就读人数逐年增加，2019年生源流失比例更是高达79％[2]。为促进县中振兴，防止生源过度流失，国家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规范和指导县域高中科学合理发展。2021年12月，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十四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提出着力构建规范有序和监督有力的招生机制，坚决杜绝违规跨区域掐尖招生[3]。2023年5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2023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指出要进一步压减公办和民办普通高中跨区域招生计划，确保2024年全面实现属地招生[4]。通过考察全国东、中、西部26个省及自治区的281个地级市普通高中招生政策发现，2024年仍有11个省及自治区的90个地级市进行跨市招生（全省范围内）或跨县招生（全市范围内招生），占比高达1/3。例如，湖北省H市规定，一所省级示范性高中可以面向县市招生463人[5]，陕西省Z市允许高考升学率排名第一的高中将30%的招生计划面向市区以外县市[6]。 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普通高中跨区域招生是在重点学校的强势吸引力下，优质生源对省市重点高中的主动追逐。有研究指出，重点优质高中学校可以得到师资、硬件设备以及教育经费倾斜等多方面支持，在省市优质高中对县城和乡村学生的强烈吸引下，一些学校跨越地区在中考前进行选拔考试并提前筛选优质生源[7]。绩优生对重点高中的主动追逐与重点学校制度路径依赖相互叠加，成绩优异的贫困学生甘愿被省内或市域内重点高中“掐尖”[8]。这些观点虽然认识到在跨区域招生过程中，重点高中和优质生源这两个主要的行动主体，但并没有进一步回答为什么重点高中可以跨区域招生，以及谁赋予了重点高中跨区域招生的权力。另一种观点则将普通高中跨区域招生归结于政策原因，认为普通高中跨区域招生是地方政府在高考升学率驱使下制定的政策[9]，是普通高中招生政策给予了地级市优质高中在全市范围内择优招生的权力[10]。然而，如果地方政府都有追求升学率的需求，为什么有些地级市取消了跨区域招生，有些却依然坚持跨区域招生，究竟是什么样的区域性环境导致了跨区域招生行为？又有哪些历史原因使得优质普通高中具有跨区域招生权力？地方政府和社会民众如何有意或无意强化优质普通高中跨区域招生？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县中是县域基础教育的龙头，寄托着广大农村学生接受更高质量教育的美好期盼。要促进县中振兴，跨区域招生治理是重中之重。值得追问的是，在地方政策实践中，普通高中跨区域招生究竟如何产生，又面临怎样的治理困境？2023—2024年间，笔者在我国西部G省Y市以及Y市管辖的B县、F县、L县展开县域教育专题调研，详细了解该地普通高中的跨区域招生情况。调研发现，Y市自恢复中考后就一直执行普通高中跨区域招生政策，且市中跨区域招生比例占该校每年招生总人数的一半。本文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社会公众三个维度出发，探讨普通高中跨区域招生行为发生的深层机理，分析当前普通高中跨区域招生行为的治理难点，为普通高中跨区域招生治理提出针对性建议。 二、普通高中跨区域招生何以发生 普通高中跨区域招生的产生有其历史根源和现实动因，涉及优质普通高中扩张、中考招生制度改革、地方政府政绩观以及社会民众教育需求等诸多因素，是历史与现实、制度与环境、主观与客观等因素相互交织、综合作用的产物。 （一）应时而生：优质教育资源扩张下跨区域招生野蛮生长 由于普通高中有效运行的规模比初中、小学更大，课程内容更丰富，创建所需的经费也更多[11]，因此，优先扩大经济发达地区的高中规模成为我国推进高中教育普及政策之初的发展策略。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大城市市区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积极普及高中阶段教育[12]。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主要目的是扩大高中在校生数量。1999年，教育部颁布的《关于积极推进高中阶段教育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指出，加强示范性高中建设，扩大示范性高中的招生规模[13]。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重点是扩大高中生招生规模。 随着高中招生数量的逐渐增加，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策略的重心也由增量向提高质量转变。然而，因为教育投入有限，与其分散力量全面铺开，不如集中力量打造重点高中，这样成效更快、效率更高。21世纪初，经济发达地区的优质高中迅速扩张，为保持较多的学生数量和较高的生源质量，优质高中开始扩大招生区域，以生源范围换取生源质量。在社会民众看来，跨区域招生促进了教育公平，可以使一些偏远地区的学生有机会获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在这样的高中教育发展价值导向下，全国多数省市制定了跨区域招生计划。笔者调研发现，Y市的市中跨区域招生数量随着招生人数的增加而增加，尤其是2014年以后，市中每年招生计划由800人左右扩张到1800多人，跨区域招生数量也由原来的400人提高到900人。 此外，中央政府将基础教育财政责任下放到地方后，地方财政压力增大，支持优质高中规模扩张力不从心。一边是不断被要求提高普及率、毛入学率、在校生规模，一边是巨大的财政压力。在这样的推力和阻力下，地方政府不仅引入民办高中，还进行了以民办公助、公办民助为基本模式的公办学校改制[14]。这些学校既跨区域招收择校生，通过收取择校费支持学校运作；又跨区域招收尖子生，以提高社会声望谋求更多的政策倾斜。民办高中发展极大促进了县域生源在市域、省域甚至跨省范围内的流动。以Y市为例，2023年全市跨区域招生比例由民办高中成立之前的7.6%提升至13.7%。具体而言，2023年三所民办高中跨区域“掐尖”招生1500人，市中跨区域择优招生936人。由于民办高中拥有自主确定招生范围的权利，因此其跨区域招生数量已经超过优质公办高中并呈增长态势，这也助推了普通高中跨区域招生的“野蛮生长”。 （二）政策助推：招生制度改革下跨区域招生的合法性得到确立 教育政策系统作为国家和社会政治系统的子系统，其合法性可以从意识形态合法性、结构合法性、个人合法性三个方面来认识。其中，教育政策价值选择（即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是其他合法性获得的基础[15]。普通高中跨区域招生是嵌入在招生政策中的非独立性政策，与招生方式、招生计划紧密相关。21世纪初，教育部先后颁布《关于积极推进中小学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的通知》《关于深入推进和进一步完善中考改革的意见》，积极推行优质高中名额分配、划筹统招、推荐保送、特长录取、自主招生等多种形式的招生录取方式。多样化的招生制度改革加剧了优质高中跨区域招生行为，并在公平理念下使跨区域招生具备了合法性。 其一，在优质教育机会均等的公平理念下，跨区域招生借助优质高中名额分配政策获得合法性。2014年发布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推进九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实行优质普通高中招生名额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办法[16]。为促进市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地方政府实行优质普通高中名额分配时不仅将优质高中名额分配到县域初中，还分配到市域初中，相关政策文件也成为一些学校跨区域“掐尖”招生的政策工具[8]。在社会民众看来，优质高中名额的跨区域分配打破了地域门槛，为县域学生提供了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 其二，在优秀学生应得优质教育资源的公平理念下，跨区域招生借助自主招生政策获得合法性。2016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进一步完善自主招生政策，招收具有学科特长、创新潜质的学生[17]。自主招生是地方教育部门赋予优质高中的一项权力，可以自主确定招生范围，在执行过程中常被称作“市外优秀生招生”，以学习成绩为标准招收了省域内大批优质生源。由于优质高中教育资源十分稀缺，以学业成绩作为核心评价要素的自主选拔机制，因其具有可量化的客观标准与程序正义等特征，逐渐成为调节优质教育资源分配的社会共识，并被认为是一个相对而言最能让公众接受的公平办法。 （三）利益博弈：升学率竞争下地方政府与优质高中的共谋 我国现行高考录取制度是分省定额录取，意味着每个省招生规模相对固定，但由于省内各地市层面不再进行名额分配，因此省内各地级市围绕高考升学展开竞争。为打造卓越高中，扩大优质教育机会，各地级市政府都希望在高考升学竞争中获胜。在围绕高考升学率的教育场域中，所有行动者为了实现和扩大自己的利益而相互竞争。居于不同位置的高中学校和地方政府具有不同的影响力和资源获取能力。总的来说，在围绕升学率的教育场域内，主要存在以下两对关系，见图1。 其一，同一层级地方政府之间是竞争关系。这种竞争关系来源于地方政府对公共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追求。就公共利益来说，高中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龙头，不仅影响一个地区的教育质量，还关系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政治利益来说，高考升学率不仅是评价地方政府工作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高中校长的重要考核标准[18]。因此，地方政府、高中名校都希望在评价考核排行榜中名列前茅。就经济利益来说，优质高中教育有助于吸引外地人才和本地农村劳动力的流入，从而促进城镇化发展。综合而言，地方政府多围绕高考升学率展开激烈竞争，力求在教育领域取得优势，增强人才吸引力。 其二，地方政府与优质高中之间存在庇护和利益同盟关系。其中，优质高中学校和地方政府利益同盟关系是指两者利益具有一致性，地方政府需要借助本地优质高中的成绩在政府竞争中取胜；优质高中需要借助本地政府的财政、政策等方方面面支持在学校竞争中取胜。地方政府对优质高中的庇护主要体现在招生政策的倾斜上，即允许或默认优质高中扩大招生范围，集聚优质生源。生源入口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高考升学率，导致围绕高考升学率的竞争提前到中考争夺优质生源的竞争。其中，省会城市在省级政府与市级政府的纵向关系中占有优势，其政治地位和经济资源远好于省内一般城市[19]。省会城市教育部门通过赋予当地优质高中自主招生权力，使其招收大量市内乃至全省内优质生源。普通地级市虽然无法大规模跨市招生，但因中考招生是市级统一考试、主持、制定招生计划和划定分数线，因此市级政府拥有调配县域生源的权力，在政策上允许市区优质高中向县域招收大量优质生源。例如，G省省会的优质高中在2019年市外自主招生简章中明确提到，报名条件是所有户口不在市区的省内所有初三毕业生。再如，G省Y市在2023年普通高中招生计划中显示，城区的一所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可以跨区域面向五个县域招生，且跨区域招生人数超过一半。 （四）需求驱动：教育投资与回报考量下社会民众的主动选择 早在1980年，教育部颁布《关于分期分批办好重点中学的决定》，提出适当扩大招生范围、切实改进招生办法、择优录取等要求，以确保新生具有较高的质量[20]，这与近些年跨区域招生政策表述具有一致性。同年，为满足社会发展对技能型人才的广泛需求，我国积极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当时民众普遍认为，职业技术学校毕业后有丰富的就业机会，而就读普通高中不仅面临考不上大学的风险，还可能面临毕业即失业的窘境。在政策激励和就业环境的双重影响下，中考成绩较高但经济收入较低家庭的孩子，往往将中等职业学校视为最佳选择，而不是跨区域就读重点高中。 2000年以来，优质生源报考中等职业学校的状况发生逆转。普通高中，尤其是优质普通高中成为初中毕业生的升学首选，中等职业学校在招生末位批次的强化下，逐渐成为中考成绩较低学生的无奈选择。其主要原因在于，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逐年扩招和经济结构转型，使得家庭投资普通高中教育的期望回报率不断提升。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15%，这一年被看作我国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与大众化阶段的分水岭[21]。2019年，我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标志着高等教育开始迈入普及化阶段[22]。与此同时，我国积极推进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转型，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自动化和智能化席卷制造业和服务业，极大地刺激了社会对受高等教育劳动力的需求。有研究指出，不断提高的高考录取率和高等教育回报率，使普通高中的期望回报率显著提升[23]。基于教育投资与回报的考量，如果县域高中无法满足教育需求，个体及家庭就会选择市区乃至省域的优质高中就读。 三、普通高中跨区域招生治理困境 《“十四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颁布以来，多数省级和市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国家政策文件指导下相继出台相关文件和通知，规范或禁止优质普通高中跨区域招生行为。然而，普通高中跨区域招生治理工作依然面临严峻挑战，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招生改革目标多重性弱化跨区域招生治理目标 高中教育上连高等教育，下承九年义务教育，与之对应的普通高中招生制度同样具有承上启下作用。在改革过程中，普通高中招生制度面临多重目标，几乎关涉教育发展各个阶段，如落实素质教育理念，通过中考改革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通过自主招生改革促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推动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防止县中生源流失、助推“双减”政策落地等。 在多重化的普通高中招生改革目标中，涉及招生方式和招生范围的改革。优质普通高中名额分配制度是从中考出口管制入手，在高中招录环节减弱生源对优质高中升学率的正关联，倒逼义务教育均衡发展[24]。为落实中央要求，各地纷纷制定相应实施方案，以量化指标落实优质高中入学机会的合理分配。一些地区由于市内优质高中教育资源有限，就将顶级高中招生名额分配扩大到全市范围，避免跨区“中考移民”，降温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热。普通高中自主招生改革旨在通过学校自主确定招生标准、自主划定招生范围，实现对有创新潜质学生的选拔以及推动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一方面，对拔尖人才培养需要教师提供高水平的教学内容、独具创新性的教学方法和适当的教学节奏[25]。县域高中需要满足大多数普通学生的需求，缺少相应的资源，难以为资优生提供有利的环境支持。因此，全球范围内的精英高中在全省（州）或全市内集中招收拔尖创新人才成为许多国家的普遍做法[26]。另一方面，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涉及一个地区的高中学校布局，是在区域层面的多样化发展，学校层面的特色化发展。学校层面的特色化发展需要相应的教育资源和教育环境，也需要聚集一定数量的生源形成规模效应，还需要一定比例的跨区域招生。 在普通高中招生改革目标中，无论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还是培养创新潜质学生，抑或是促进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都需要扩大招生范围。然而，普通高中跨区域招生治理在地方层面常常被理解为完全禁止跨区域招生，最终弱化跨区域招生治理目标。 （二）以升学率为单一评价标准强化弱势地区的生源集聚效应 普通高中跨区域招生涉及多个相关利益群体。中央政府禁止跨区域招生是为了防止县中优质生源过度流失，保护县域教育生态；地方政府和优质高中渴望通过跨区域招生招收更多优质生源，提高高考升学率。因此，在市级政府具备制定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的政策权限下，只要以单一升学率为评价标准，一些资源一般或处于劣势的地区就会集中优质生源发展超级名校。 普通高中跨区域招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别。笔者调研发现，2024年西部地区普通高中跨区域招生的概率远远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其中，2024年西部地区有6个省/自治区的50个地级市进行跨区域招生，占比55.56%；中部地区有2个省份的17个地级市发生跨区域招生，占比18.88%；东部地区有3个省份的23个地级市进行跨区域招生，占比25.56%。 我国西部地区多采取强省会战略，省会首位度较高，呈现一城独大发展模式[27]。当一省的产业、资本、人才不断向省会城市集聚时，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和加快，这对于发展教育城市也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并有助于实现生均教育成本边际递减、优质教育资源可及性提升、教育服务供给效率优化[28]。借助政治、经济、文化的区位优势，西部省会城市对周边地区教育形成虹吸效应，从而确保省会城市具备充足的生源和师资储备，保障高升学率。相比之下，普通地级市在吸引优质教育要素上面临较大挑战。以Y市为例，由于其工业和服务业发展缓慢，因此对外部人才的吸引力较低，导致优质生源储备不足、升学竞争力较低。然而，在市区人口数量有限、优质生源储备不足的情况下，一些资源弱势地区并未自暴自弃，而是采取行政手段强制集聚全市（包括县域）优质教育资源。因此，在以升学率作为单一评价标准的情况下，为提高本地区教育效益，在省内升学率竞争中保持优势，资源弱势地区在聚集优质师生资源时，只能继续放任跨县招生行为。 （三）县域中学质量难以满足社会民众的教育期望 在重点学校制度和示范性高中制度长期影响下，我国市级或县级的高中学校逐渐形成了省级示范高中、市级示范高中和其他普通高中共存的金字塔型格局。但在省级示范高中内部，地方教育场域进一步被划分为省会城市优质高中—市区优质高中—县域优质高中的三级结构，这种现象被我国学者称之为学校级差[29]。学校级差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师资队伍质量存在差距。振兴县中的关键是建设一批高质量教师队伍，教师学历越来越成为教师教育、教师资格、教师综合素质以及教学能力提升的重要表征。由于县域在城乡差序格局中处于较低地位，许多优秀的高校毕业生倾向于选择在省会城市和地级市高中任教，就职县中更多是出于缺乏更好就业机会的无奈选择。这导致县中教师的学历水平不容乐观，整体教育质量受到影响。 笔者对Y市县中和市中任职教师的本科毕业学校进行对比分析发现（见表1），县中任职教师毕业于985或211高校的教师仅为5.06%，毕业于省属普通本科高校的教师占比51.81%，是主要教师群体；而市中有59.72%的教师毕业于985和211高校，是主要教师群体，只有17.59%的教师毕业于省属普通本科高校。这说明，在城市化发展背景下，县域因区位发展受限，无论是经济待遇、生活环境还是公共服务设施都难以享受到大城市发展红利，成为县中无法吸引优秀毕业生任职的主要原因。 二是学校硬件设施存在差距。以上面两所学校为例，市中占地300多亩，学生总数5000多人，生均占地面积约为33平方米；县中占地140多亩，学生总数为5700余人，生均占地面积约为16平方米。此外，市中拥有独立的实验楼和综合性图书馆，曾投大量资金用于更新实验设备和信息化设备。县中90%的理科实验室依赖传统教室改造，实验仪器设备陈旧，学生只能通过PPT或视频演示学习理科实验操作。 总之，由于高中教育级差导致的教育资源差距真实存在于广大民众生活中，因此，家长和学生更多地将升学希望寄托在市区乃至省会城市的优质学校上。在Y市，县域家长都以子女考上市中为荣。在谈及禁止跨区域招生时，县域家长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因该措施使市区与非市区户籍学生面临不同的报考选择，导致县域学生无法就读更优质的高中，进而面临不平等的选择机会。 四、普通高中跨区域招生治理路径探析 普通高中跨区域招生治理并非以强制性政策进行自上而下的单一向度的管理，而是在确认公共利益和共同治理目标之后，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高中学校以及社会公众通过合作、协商方式对跨区域招生的管理，使当前无序内卷、有损公平公正的优质普通高中跨区域招生走向科学、有序、旨在促进公平的招生行为。 （一）抓住招生制度改革的主要矛盾，推进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 在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中教育普及率日益提高背景下，当前义务教育阶段的主要矛盾是学业负担过重，素质教育推进困难；而高中阶段的主要矛盾则是学校发展不均衡且高度同质化，多样化发展面临挑战[30]。2022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提出，各地要将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普通高中多样化有特色发展作为解决招生入学矛盾问题的治本之策[31]。普通高中跨区域招生治理应该着眼核心目标，即促进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 普通高中学校多样化发展与普通高中跨区域招生治理息息相关。普通高中跨区域招生之所以被批判，根源在于其以中考成绩为标准，通过垄断优质生源，强化高中学校之间的等级差异，恶化县域教育生态，直接导致了“县中塌陷”。然而，当前我国学者对跨区域招生的批判实质上都是在升学率语境下出现的，这本身也反映出我国普通高中发展模式和评价标准的单一化。尽管在分批次招生原则下，我国普通高中一直在探索多样化发展路径，如选择走艺体特色道路，但这种多样化依旧是以高考升学为目标。倘若我国普通高中真正实现了多样化发展，“县中塌陷”问题将会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普通高中跨区域招生也会被赋予新的使命。 在治理优质普通高中跨区域招生问题时，应统筹考虑市域内（包括县域）普通高中学校的定位，拓宽普通高中发展模式，根据不同高中学校的定位确定招生标准、招生范围和招生批次。同时应该注意到，促进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应该让学生和家庭看到较高的教育回报率，即未来在高考升学或就业时具有优势。这要求普通高中的多样化发展既要注重育人功能，又要充分意识到培养高等教育和社会发展所需的人才，实现价值功能与工具功能的统一。 （二）改变单一评价标准，完善增值评价和综合素质评价 在地方政策实践层面，单一的高考升学率评价标准恶化了地方政府之间和普通高中学校之间的竞争，使优质生源成为竞相追逐的教育要素，推动了普通高中跨区域招生政策的实施。为治理普通高中跨区域招生，应分别从区域教育行政层面、普通高中学校层面和社会民众三个层面入手，改变单一的评价标准。 首先，在区域教育行政层面，对普通高中学校教育质量采用增值评价，破解“唯升学”痼疾，营造良好育人生态。区县、学校、教师等利益相关主体应共同制定增值评价标准，将增值评价数据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综合分析学校的教育效能，解决因生源基础不同而导致的评价不公问题[32]。通过增值评价结果，帮助学校找到优势和不足，充分调动区域内普通高中学校的办学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其次，在普通高中学校层面，对学生采用综合素质评价，破除唯分数论。通过成长档案袋、表现式评价等多元方式，重点考察高中学生的创新思维素养、信息素养、社会交往能力、文化素养、思想品德、身心健康、实践能力发展水平。地方政府、公益组织、社会机构要加强对县域农村高中学校综合素质评价的条件保障和支持，将经费、活动场地与实践机会向薄弱地区倾斜。 最后，在社会民众认知层面，推进教育质量的观念转变。依托区域教育质量白皮书、社区教育平台、学校数字化平台等载体系统传播现代教育评价理念，设计校园开放日、课程体验周等参与式活动，让家长切身感受学校的育人成效。 （三）促进普通高中相对均衡发展，提高县域普通高中学校质量 社会民众之所以有强烈的跨区域就读意愿，主要在于县中与市区优质高中之间存在的教育质量差距。因此，只有从教育资源配置的整体视域出发促进高中学校相对均衡发展，才能实现预期目标。 首先，建立稳定的普通高中教育经费投入保障机制，将省级政府作为推进教育区域均衡发展的主导力量。省级财政应进一步加大对偏远地区、县域高中学生、弱势人群的转移支付力度，确保预算内高中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例逐年上升，并在全省内建立生均公用经费的最低标准。与此同时，加大中央政府对县域普通高中的支持力度，保证中央支持县域高中的专项经费不被挪用，并通过提高教师的绩效工资和补贴、职称评定等方面的倾斜政策等加强县域高中教师的职业吸引力。 其次，鼓励县域高中学校内涵式发展，努力生成更多优质教育资源。内涵式优质发展是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以学生发展为本进行不断尝试和努力。县中应积极为教师提供专业发展平台，探索适合本学校学生的教育教学方法。在教师队伍建设上，应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提供县域高中教师到优秀高中以及重点大学交流培训的机会，引进专家走进县域高中学校，为教师提供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 （四）加强对地方教育环境调研，科学调整高中跨区域招生比例 当前，普通高中跨区域招生重点集中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各地优质普通高中跨区域招生的政策环境不同，应综合考虑各地级市发展、普通高中跨区域招生方式、市域内学龄人口变动趋势和优质高中学校布局等因素，综合制定跨区域招生治理政策。由于各地的政策环境有所差别，所以优质普通高中跨区域招生治理政策不宜采取“一刀切”。各地区在制定政策细则时应考虑地方的实际情况，保持政策的适度弹性，允许和鼓励各省因地制宜、科学动态测算优质高中的全市招生比例。 首先，结合各地级市的发展情况，科学研判普通高中跨区域招生政策。综合考量地级市发展定位、经济发展状况、产业结构比重、地理环境状况和历史文化氛围等因素对跨区域招生政策的重要影响。其次，区分不同的普通高中跨区域招生方式，全面禁止违规跨区域招生。允许地级市通过优质普通高中名额分配、自主招生等正规方式进行一定比例的跨县招生，以促进市域内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均衡发展和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坚决杜绝公（民）办普通高中跨市招生、采用高额奖学金购买优质生源、通过咨询等形式诱导家长、承诺办理借读或学籍转接等违规方式进行跨区域招生。最后，结合市域内学龄人口变动趋势和优质普通高中学校布局，动态调整跨区域招生比例。要建立市域内各县、区人口增减与流动跟踪数据库，为普通高中跨区域招生政策提供人口学依据。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