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主义将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最高价值追求，主张人的自觉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应得到全面发展。进入新时代，高等教育在教育需求、教育目标、人才规格、培养方式、评价标准等方面发生重大转变，更加注重人的个性发展，迫切要求高校招生录取制度改革实现三大价值转向：科学选才观由单一高考总分标准转向以高考分数为主、兼顾多元标准，公平选才观由片面追求形式公平转向更加注重实质公平，高效选才观由一档一投录取转向一档多投、智能匹配。高校招生录取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学生专长特长与高校多样化特色专业的稳定匹配，促进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和谐发展。

关键词：高等教育普及化；高考改革；高校招生录取制度；价值转向

价值是哲学的基本概念，是主体对客体意义的判断。价值观是决定和评价人们行为的正当性原则，它决定人类行为好与坏的标准。马克思高度重视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他认为：第一，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意指全面，而且包含着自由、充分、和谐发展；第二，全面发展的个人能够适应极其不同的劳动需求，并且能够在交替变换的职能中使自己先天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第三，人的自觉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得到全面发展，每个人都追求并保持着独特的人格、理想、社会形象和能力体系，即个人的唯一性、不可重复性、不可取代性，社会因此而充满生机和活力^[1]。

步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经济、信息技术、生活方式及教育发展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要求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逐步转变简单以考试成绩为唯一标准的招生模式^[2]，为高校招生录取制度改革提出要求、指明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3]。如今，我国高等教育已迈入普及化阶段，在教育观念、教育功能、入学条件、教育方式、学术标准、治理结构等方面发生重要转变，更加关注人的个性发展，迫切需要高校招生录取制度在录取标准、录取方式、录取机制等方面作出适应性变革。科学性、公平性、高效性是衡量高校招生录取制度改革成效的三个重要价值向度。本文拟运用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从科学选才、公平选才、高效选才三方面阐述新时代高校招生录取制度改革的价值转向。

科学性是指正确反映事物的内在规律和本质，科学选才是指人才选拔活动能够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人的主体性，把人的自由发展作为人类的终极价值追求。作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教育机构，高校能否科学合理选录拔尖创新人才和各类特色专业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在高校招生录取制度改革中，录取标准是衡量选才科学性的最重要指标，原有单一总分录取价值观正面临严峻考验。

（一）高校招生长期固守单一总分录取标准

1952年全国统一高考制度建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文革”期间除外），绝大多数高校一直依据高考总分录取新生，这种做法的优势是刚性公平、操作简单、可比性强，较好适应精英高等教育发展需要，缺点是唯分数论加剧中学应试教育，也不利于高校选育特色专业人才。为改变高校招生认分不认人的窘况，教育部从1987年起推行“高校负责、招办监督”的招生录取体制，但长期实践的结果是绝大多数高校依然按照高考总分录取学生。2014年启动高考综合改革，推出院校专业组和专业（类）平行志愿录取的新模式，也以高考总分为录取标准。2023年全国普通本科招生478.16万人^[4]，其中大部分新生仅依据高考总分录取进入高校。这种依赖单一总分标准的招生录取制度忽视人的主体性和独特性，主要存在以下三个缺陷。

第一，忽视学生智能结构差异，不利于发展学生专长特长。Gardner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认为：每个学生都有语言、数理逻辑、音乐、空间、身体运动、人际交往等多元智能中的一种或多种优势智能；只要教育得法，每个学生都有可能获得某方面的专长^[5]。依此类推，不同学生的智能结构差异犹如金刚石与木炭的晶体结构差异——高考总分相同的学生，其各科目成绩构成各不相同，而且不同学生的先天禀赋和个性特长差异很大，致使不同学生的专业选择大相径庭。因此，高校招生以高考总分为唯一录取标准既不能体现不同学生的智能结构差异，又不利于引导学生发展专长特长。潘懋元指出，普及化阶段全国统一高考制度可能会放大以分数论英雄的弊端，忽视学生的兴趣爱好、能力素养和个性专长^[6]。

第二，忽视高校专业培养规格差异，不利于培育拔尖创新与特色专业人才。高校以培养各类高级专门人才为任务，本科招生涉及14个学科门类（含交叉学科门类）、94个专业类、近800个专业^[7]，不同专业类在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上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新生的知识、能力与核心素养能否与高校专业培养规格优化匹配，则深刻影响着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以高考总分为录取标准，弱化学生专长特长的独特价值，不能满足新时代国家对拔尖创新与特色专业人才的培养需求。谢维和指出，目前高考对如何适应不同类型大学、不同学科的人才选拔需求，尚未形成清晰思路与具体措施^[8]。进入新时代，如何实现学生专长特长与高校多样化特色专业的优化匹配，是高校招生录取制度改革亟须解决的问题。

第三，加剧应试教育倾向，不利于高中学校特色办学。普通高中教育的任务是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以高考总分为录取标准，既不符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初心，也不能体现高中学校办学的水平差异、城乡差异和特色差异，却加剧中学应试教育导向，涌现趋易避难的功利选科问题。钟秉林指出，将高考成绩作为唯一依据，标准单一，高校自主权小，加剧基础教育领域的应试倾向，特殊人才难以脱颖而出^[9]。

高校长期以来仅凭高考总分排序录取学生的做法对人的主体性发展产生深远消极影响，加剧中学应试教育和高校同质化办学问题，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人的自由发展渐行渐远。在高等教育普及化叠加数字化转型的新发展阶段，高校招生需要树立更能促进拔尖创新人才和特色专业人才成长的新的价值理念。

（二）新时代高校招生应树立多元评价观

普及化高等教育具有多样化、学习化、个性化、现代化四个主要特征，多样化特征是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之后最基本、最重要的特征^[10]。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受教育者构成复杂多样，他们的知识基础、能力水平、学习习惯、教育需求差异较大。刘志军等认为，高校唯有凭依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多元创设不同的人才选拔标准，才能真正选拔出最对口、最适合自身培养的优秀学生^[11]。因此，原有依据高考总分从多数人挑选出少数人的招生录取方式已无法满足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从单一总分走向多元评价是新时代高校招生录取制度改革的必然选择，应建立以高考成绩为主、兼顾多元标准的新的高校招生录取制度。

发达国家高校招生实践可以为我国高校招生改革提供有益启示。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的高校具有较大招生自主权，大多采用多元评价录取学生。英国高校录取采用“证书+综合考评”的招生录取制度，把A-levels或同等证书成绩作为重要条件，综合中等教育普通证书、中学学业成绩、教师评语和个人陈述等录取学生^[12]。美国高校综合考查学生的高中成绩、SAT或ACT成绩、推荐信、面试，以及体育特长、艺术天分等录取学生^[13]。法国则采用高校招生基础考试（bac）成绩为主、二次选拔考试成绩（考查学生口头与书面表达能力、思维与批判能力、学习动机等）为辅的录取方式^[14]。日本大学招生采用大考中心入学考试与各高校单独考试相结合、综合评价的多样化录取模式^[15]。

鉴于在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方面与西方国家存在巨大差异，我国高校招生录取制度改革必须充分体现历史继承性和现实适应性，尊重并根植于文化国情特点，否则会水土不服。刘海峰指出，高考是传统文化遗传和现实社会环境的产物，文化国情决定高考模式，统一高考仍将长期成为入学的主要渠道^[16]。为此，进入新时代，我国高校招生录取既不能对过度倚重高考总分所产生的诸如功利应试、遏制个性发展、学生负担过重等弊端熟视无睹，又不能无视文化国情而生搬硬套发达国家多元评价录取办法，而是要立足国情、勇于破局，站在促进学生发展、为国家选育拔尖创新与特色专业人才的高度，逐步建立以高考成绩为主、兼顾多元标准的招生录取制度。

近年来，我国开展高校综合评价招生试点改革取得一定成效。2007年，中南大学率先进行综合评价招生试点；2011年，浙江省开展“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试点；2020年，部分重点高校实施“强基计划”。这些试点均在高考总分基础上兼顾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高校自主测试、综合素质评价以及考生个性特长等多元标准录取新生，以选拔更多拔尖创新人才和特色专业人才。然而，综合评价招生试点尚存在多元评价标准公平性难以保证、扩大城乡学生的录取比例差异、高校招生成本大幅增加等问题^[17-18]，且试点范围较小、录取学生数占比很低。高校多元录取标准如何能促进更多学生的个性化、多样化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自由发展目标，依然是未来高校招生录取制度改革的方向和难题。

公平是一种利益或机会分配关系，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高考公平是教育公平的底线。马克思主义主张在形式正义的基础上更好地实现实质正义。吴忠民提出，公正是由四个基本规则及程序公正所构成的有机规则体系，包括成员基本权利受保障规则、机会平等规则、按照贡献分配规则、社会调剂规则，程序公正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保证性条件^[19]。理想的公平观不仅要实现形式公平，还要追求实质公平，最终达成两者的有机统一。

（一）形式公平是高校招生公平性的基础和条件

形式公平是指权利享有的平等，它主要通过统一的客观标准或普遍认可的程序来实现，即采用同一把尺子衡量不同的事物，表现为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程序公正。形式公平是招生录取公平性的基础和条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不断完善高考报名资格、考试组织、招生管理、录取监督等形式公平方面的政策与措施，树立高校“阳光招生”的良好社会声誉。首先，高考招生因其开放的报考条件、公正严密的程序设计而被认为是最公平的社会制度，这符合吴忠民所说的基本权利均等和机会平等原则。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大概很难找到比高考更为公平的竞争了^[20]。其次，高校招生以刚性的高考分数为录取标准，有效排除权力、金钱、关系等因素的干扰，体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促进社会底层子弟的社会流动，这符合按照贡献分配规则。对广大普通家庭子女来说，高考几乎成为他们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实现跨阶层向上流动的一座最为公平合理的“独木桥”^[21]。再次，统一的高考内容促进多民族文化融合。统一高考在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社会安定团结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它在全国采用相同的考试内容、考试形式和考试时间，使全国各地统一意志、统一步调、统一行动，有利于各地文化的交流融合^[20]。最后，招生录取程序公正公开。招生信息公开规范，严惩违规招生行为，保证高校“阳光招生”，符合程序公正原则。可见，新中国建立70多年来，高校招生录取制度改革对形式公平的追求已接近极致，较好满足精英和大众化阶段高校对专业人才的选拔需要。

然而，也应清醒看到，高考分数如同金钱一样本身并无对错，问题在于人们对高考分数的使用方式，形式公平观追求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使得学生把追求高考总分的最大化作为努力目标，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功利取向。若迷失全面发展育人的初心，那么人们追求自身分数最大化的个人理性，必将导致整个基础教育陷入应试教育的集体非理性结局。考生与家长在感受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心理安全的同时，也要默默承受应试教育所带来的身心焦虑之苦；高校在享受按照总分排序简便快捷录取的同时，也在经受人才培养同质化的短快长痛苦果。潘懋元指出，人们习惯上认为统一高考是最公平的，因为人人在分数面前平等；实际上，表面的公平掩盖实质的不公平，结果公平掩盖过程的不公平^[22]。边新灿也认为，传统的统一高考仅凭分数决定取舍，在形式的公平下面，无疑隐藏着实质上的不公平^[23]。形式公平无法满足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多样化、个性化人才培养要求，高校招生录取制度在形式公平掩盖下的一系列实质不公平问题逐渐显现，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二）实质公平是高校选才追求的目标和结果

实质公平是指事实公平与结果公平，在制定标准时能充分考虑不同个体的差异，即采用不同的尺子衡量不同的事物。对不同人群存在的事实差异，有必要采取适当合理的区别对待措施，从实质上提供平等发展的条件，最终实现实质上的公平。招生录取的实质公平主要体现两个方面：第一，为不同学生提供合适其发展的学习机会。学生享有自主选择高中学科、选修课程内容以及所喜爱的高校及专业的权力，高校有权为不同学生提供才适其所的学习服务，这符合罗尔斯正义论中的差别原则和按照贡献分配规则^[24]。第二，缩小不同群体的入学机会差异。应为处于不利区域和地位的群体提供相应的适合其学习能力的入学机会，这符合罗尔斯正义论中的最少受益者的最大利益原则和社会调剂规则^[24]。

当前，在招生录取中人们对形式公平的追求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然而追求更深层次的实质公平是新时代高校招生录取制度改革的必然要求，增加高校招生自主权和学生学习选择权是实现实质公平的必选途径。首先，要满足不同类型高校的人才选拔需要。在普及化阶段，学术型、复合型、应用型高校基于自身定位与目标，各自对不同类型人才选拔提出更多个性化要求，单一总分标准显然不能满足不同类型高校的招生要求。张志勇提出，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校可以根据其目标定位确定不同的招生录取标准，从而克服“将同一个高考成绩用于录取所有专业”的弊端，有助于推动高校差异化发展^[25]。其次，要满足拔尖创新人才和特色专业人才的选拔要求。随着人类认知水平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新兴产业相关专业，以及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国家安全学等交叉学科层出不穷，不同专业对学生的智能结构有不同要求，只有对不同专业采用差异化的录取规则，才能实现人才选拔的实质公平。最后，要满足受教育者的多层次、多样化教育需求。普及化高等教育的生源既有应届、往届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毕业生，也有退役军人、进城务工人员、在职人员等，他们各自有获取学历、丰富生活、提升素养等多样化教育需求。别敦荣指出，普及化高等教育不能用一把尺子来要求受教育者，而要有多种多样的标准^[26]。因此，唯有对不同类型与层次高校、不同专业类以及不同受教育人群采用多元化的录取标准和录取方式，才能实现招生录取的实质公平，培养更多拔尖创新与特色专业人才。

近20年来，为克服高校招生过度追求形式公平的局限，我国陆续推出多项招生录取改革政策。其一，实施高校招生农村专项计划和西部专项计划。这两项计划以追求不同区域和阶层入学机会的实质公平为目标，使得贫困地区农村和中西部地区考生的优质高校入学机会大幅增加，较好促进了区域与阶层意义上的实质公平。其二，高考综合改革增加学生的学习选择权。新高考实行“统考科目+选考科目”模式，产生“3+3”“3+1+2”两种高考科目模式，学生可按学科专长、兴趣爱好选择科目组。相关改革有利于保证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体现了对招生录取实质公平的追求。但是，寒门难出贵子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农村子女、社会低收入群体等仍是高校入学机会竞争的弱势群体。如何让更多社会弱势群体子女升入“双一流”或重点高校，仍是未来高校招生录取制度改革应重点破解的难题。

高效选才是指高校招生以尽量少的人财物与时间成本获得尽量好的选才成果或实现预期的选才目标，是中国作为拥有超大规模人口的国家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起步于1952年的统一高考招生制度便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节能型招生制度。近年，我国每年参加高考的学生人数超过1100万，如何既能节省人财物招生组织成本，又能选拔各类拔尖创新和特色专业人才，是新时代高校招生录取制度改革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

（一）一档一投满足精英阶段高校招生的需求

1952年至1998年间，我国高校数量从211所逐步增长至1022所，招生人数从6.64万人逐步增长至108万人，高等教育处于典型的精英教育阶段。这一时期高校招生录取流程主要包括投档、阅档、录取或退档三个环节。考生档案是高校录取新生的主要依据，主要包含考生基本信息、体检信息、志愿信息、高考成绩、诚信记录等内容，电子档案是对纸质档案材料的如实采集、转换、汇总。高校招生采用一档一投和手工审阅纸质档案的方式，能够满足精英阶段高校招生规模较小的需求，但存在公平性、科学性、效率“三低”的问题：一是公平性低。传统招生录取是采用手工操作，不仅效率低下，无法满足规模日益扩大的招生要求，而且容易导致人情侵蚀与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损害招生的公平性^[27]。二是科学性低。考生纸质档案的审阅、排序、归类等环节受到招生人员的注意力、记忆力等限制，容易出现差错，有效监督的难度很大，且投档录取过程所出现的失误难以回溯与纠正。姜钢指出，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后，报名和录取等工作均采用手工管理方式，既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又费时易出差错，同时也给滋生招生腐败提供一定土壤^[28]。三是效率低。由于实行分省定额招生制度，每个省（市、区）每年都要组织一场为期一个月以上的现场招生录取活动，省级招生管理机构和各高校都要为此花费巨大的人财物成本。据估计，网上录取每年为每个省份节约的住宿费一项就能达到200万元，每年为每所高校节约的招生经费也能达到数十万元，由此每年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多达上亿元^[27]。据此反推，手工阅档招生方式需支出巨大的人财物成本。

1999年启动的高校扩招对手工阅档招生方式提出巨大挑战。为此，教育部在1999年启动高校招生网上录取改革，2001年在全国展开，这是建立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和网络技术基础上的全新录取手段和管理模式。网上录取不仅使录取行为更规范、录取过程更公开、录取结果更公正，而且提高工作效率，节省人力、物力、财力^[27]。高校招生网上录取模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节能型招生方式，有别于英美国家的多轮申请–面试–审核招生模式，实现高校招生的人力、财力、物力和时间的高效管理。尽管如此，高校和省级招生管理机构仍要组织大量人员进行半人工式审阅考生电子档案，尤其是要组织专门的医生对考生的图片格式体检表进行审阅，由此难免产生阅档失误情形。高校招生虽总体实现从手工投档向网上电子投档的巨大飞跃，但无论是2003年开始采用的网上院校平行志愿录取模式，还是2014年高考综合改革后推行的院校专业组志愿录取模式和专业类平行志愿录取模式，均采用一档一投录取模式，存在高校缺乏招生选择权、部分考生被调剂专业或退档等问题，与新时代高等教育多样化、特色化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亟须建立一种基于大算力并能充分体现高校与学生双向选择权的招生录取新模型。

（二）新时代高校招生宜采用一档多投、智能匹配的录取模式

2014年9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要求改进投档录取模式，推进并完善平行志愿投档方式^[29]。中国是全世界高校招生规模最大的国家，又是一个重视人情关系的发展中国家，平行志愿录取模式因能较好满足高效选才要求而值得继承完善，但原有依据高考总分将考生投档至一个招生单位的“一对一”投档录取模式，已无法满足新时代不同学生的个性化教育需求与不同高校拔尖和特色专业人才培养的“多对多”匹配要求。高校招生的宗旨是让不同类型的考生选择不同类型的高校和专业，不同类型的高校和专业选拔不同类型的学生^[30]。因此，迫切需要借鉴国际最新智能算法的研究成果，将其运用于招生录取新模式中，实现学生专长特长与高校多样化专业之间的优化匹配。在这方面，稳定匹配理论和GS算法能够提供有益启示。

1962年，Shapley与Gale提出Gale-Shapley算法（以下简称GS算法），这是为寻找一个稳定匹配而设计的市场机制，即市场一方的对象Ai（i=1, 2, …, m）向另一方的对象Bj（j=1, 2, …, n）发出邀约，每个Bj会对接到的邀约进行比较，保留自己认为最好的，拒绝其他的。邀约被拒绝的Ai继续向其他的Bj发出新的邀约，直到没有Ai希望再发出邀约为止。此时各Bj才最终接受各自保留的邀约。这种“两情相悦”的状态就可以等效为双边匹配^[31]。1984年，Roth认识到GS算法的应用价值并通过系统实验支持这个结论。随后，Roth应用GS算法参与解决不少社会现实问题，取得了较为理想的匹配效果^[32]。

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研究如何将GS算法和匹配理论运用于国内高校招生录取制度改革。聂海峰指出，现行的中国高考平行志愿是一种分数独裁机制，它几乎完全取消高校在招生中的自主权，各高校对于学生个体的不同评价无从体现，变成唯分数录取。他认为，GS算法是唯一满足个人理性、公平、没有浪费和抗操纵的学生录取机制^[33]。李军军认为，招生机制改革的方向就是让学校和学生能够自由表达选择偏好，实行学校和学生之间最优匹配^[34]。陈权等的研究表明，学生的专业匹配度不仅极其显著地影响着大学生对所学专业的喜好程度，还与其相应的专业成绩都存在极其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进而他们建议改变高考录取唯分数论，实行分专业高考制度^[35]。这些研究为我国运用GS算法和匹配理论推进高校招生录取制度改革提供了较好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论证。

近年来，部分省份已开始自发探索高校招生一档多投录取模式。2013年，重庆市教育考试院组建课题组开展专题研究，发现一档多投录取模式有利于最大限度满足考生愿望、促进素质教育实施、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36]。2014年，福建省开始在艺术类本科提前批、A批、B批中开展一档多投录取模式试点，当年共有330多所在闽招生的艺术院校和艺术类专业招生高校参与试点，共录取11925人。这项改革被福建省委、省政府列为“2014年全省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方案”之一^[37]。2014年至2020年，福建省持续七年实施一档多投录取改革，各招生高校综合统一高考成绩、艺术类省统考成绩及高校自主测试成绩自行制定不同艺术类专业的录取规则，每年录取１万多名艺术类新生。2015年，浙江省在新高考普通类高职提前招生中试行一档多投录取模式，当年有15所高职院校参加试点，共录取4200多人^[38]。2016年，山东、湖南、吉林、广东、江西、四川、湖北、天津、重庆等11个省份提出积极探索一档多投录取模式，或探索学生多次选择、被多所高校录取的可行性。2019年，重庆市还在高考综合改革实施方案中提出积极探索普通高校招生一档多投录取模式，江苏省则提出在条件成熟后进行投档模式改革试点。一档多投录取模式吸收稳定匹配理论的精髓，其最大好处是突破高校长期依据高考总分单一标准录取学生的局限，能够很好实现不同高校的不同专业可以按照个性化、多元化标准录取学生的目标。这既有利于鼓励学生发展个性特长，又有利于高校选育拔尖创新和特色专业人才。

综上，为更好适应和满足新时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求，高校招生录取制度改革应着眼于公平选才、科学选才和高效选才。公平选才观要求逐步从单一总分标准向以高考成绩为主、综合其他录取标准的多元评价转向；科学选才观要求从过度追求形式公平向追求满足个性化教育需求和多样化专业人才培养要求的实质公平转向；高效选才观要求从严重束缚高校招生选择权的一档一投录取模式向能促进高校选拔多样化特色人才和中学生个性发展的一档多投智能匹配模式转向，最终实现考生专长特长与高校多样化特色专业稳定匹配的招生录取改革目标，以实现马克思倡导的人的自由发展目标。目前，这些价值观的转向尚处于起步阶段，迫切需要政策决策层、招生工作人员和广大考生及家长达成社会共识，进而逐渐将其转化为高校招生改革的具体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