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04
钱颖一，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曾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美国斯坦福大学和马里兰大学，早年留学美国，先后获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硕士学位、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这是他的一篇演讲稿，对中国教育做的评论。 我是一名经济学者，有三个原因让我对教育问题有极大的兴趣： 一是我的求学经历（清华、哥伦比亚、耶鲁、哈佛） 二是我的执教经历（斯坦福、马里兰、伯克利加州、清华） 三是我在清华经管学院担任院长至今8年多的经历。 由于我并没有受过教育学系统训练，所以不熟悉教育学的方法和分析框架。我是一名教育实践者，所以我就从直观的观察开始。 首先，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中国教育的成绩。中国过去35年经济高速增长，如果教育完全失败，这是不可能的。不过，肯定成绩是容易的，但是肯定到点子上并不容易。 我的第一个观察是，中国在大规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传授方面很有效，使得中国学生在这方面的平均水平比较高。 用统计学的语言，叫做“均值”较高，意思是“平均水平”较高。这是中国教育的重要优势，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都望尘莫及的。这从“国际学生测评项目”中上海学生的表现，在三个科目（阅读、数学、自然科学）中都名列前茅，可见一斑。当然这并不代表中国的平均水平，但是在这个测评中，农民工子女比美国中产阶级子女、艺术院校学生的数学比美国学生平均水平都要强，这更说明了问题。 我们是如何做到的呢？政府和民间对教育的投入，中国传统文化对教育的重视，中国学生在学业上花的时间多，都是原因。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基础教育，通常的度量是教师是否准时上课，学生是否有课本等十分初级的要求。虽然中国的基础教育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教师的敬业程度还是令人钦佩的。即使是高等教育，在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传授方面，按平均水平来看，都是可圈可点的。 这种教育优势对推动中国经济在低收入发展阶段的增长非常重要，因为它适合“模仿和改进”的“追赶”作用，特别是在与开放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开放让我们看到了先进，加上我们的毕业生基础知识扎实，模仿能力强，挣钱动机更强，员工队伍整齐，就有了很强的执行力，就追赶上来了，这在制造业非常明显，即使是服务业也一样。在引进先进的IT技术和管理流程，超级市场的收银员、银行的柜台服务、医院的挂号和收费、出入关的检查等重复性的、规律性的大规模操作，中国服务人员的速度和精准程度，甚至超过发达国家。 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学校“扼杀”潜在的杰出人才的问题。 我的第二个观察是，与“均值”高同时出现的另一个现象是“方差”小，也就是杰出人才少。“方差”也是统计学的概念，是衡量一个随机变量偏离平均数的累加起来的程度。简单地说，“方差”小就是两端的人少，出众的人少，“杰出人才”少，“拔尖创新人才”少。 我们都知道，杰出人才的出现是小概率事件。如果说“天赋”的分布在不同人种之间没有太大差别的话，那么出现杰出天赋的概率就应该与人口正相关。中国有13亿多人口，但是至今没有中国学者在中国大陆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这就表明了一种问题。还有其他证据说明问题。我们不用去同发达国家比，与印度的比较更有说服力，因为两国的人口基数差不多，而且印度的人均收入比中国还低。印度教育的平均水平肯定不如中国，但是它在出现突出人物方面比中国显著。从我自己平常接触到的例子看：全球著名商学院中的哈佛商学院、芝加哥商学院、康奈尔商学院、华盛顿大学商学院的现任院长都是印度裔；全球著名大跨国公司中，微软、百事、德意志银行、万事达卡的现任CEO也都是印度裔。但是目前还没有中国人担任这类商学院和跨国公司的CEO。 我们不否认中国人才中缺乏创造力，缺乏领导力，缺乏影响力。钱学森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的直觉是，恐怕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杰出人才是“培养“出来的吗？也许不是。杰出人才很可能是在一种有利的环境中“冒”出来的。所以创造环境（或者说“培育”）远比“培养”更重要。这里有深层次的原因。 我在2010年8月清华大学本科生开学典礼上和在2011年2月黑龙江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都强调了中国学生缺乏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问题。好奇心和想象力部分来自天生，至少有一些人是这样，但是后天会把它们磨灭。完全有可能的是，受教育越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就变得越少。由此来看，正是我们的教育把人先天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给“扼杀”了。再加上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得不到培养，那学生怎么可能有创造性呢？ 因此，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学校“扼杀”潜在的杰出人才的问题。在好奇心和想象力被扼杀，在个性发展受压抑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减少了。 “方差”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不同发展阶段是不同的。在低收入阶段，经济发展主要靠模仿和改进，人才“方差”小无关大局，甚至还是长处，只要“均值”不低。但进入中等收入后，当需要以创新驱动发展时，“方差”小的后果就严重了，因为这影响创新，特别是颠覆性创新。这样，我对中国教育问题的第一个和第二个观察，即人才的“均值”高和“方差”小的特点，既能解释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的成就，又能预示在未来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中国教育的问题，决不仅仅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更严重的是造就了不少没有人格底线的人 如果说在知识和能力上是高“均值”、低“方差”的话，那么我的第三个观察是，在人的素养、价值等方面，我们的问题就是低“均值”、高“方差”了。 低“均值”是指人们经常批评的人的素养平均水平低。而人的素养的“方差”大，是指太差的人不在少数。这在反腐中暴露出来的案件规模、程度中可领略，多么让人触目惊心，不可思议。这其中很多都是那些高智商、低人格的人做的。知识水平高，做人很差的，就是钱理群先生讲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中国教育的问题，决不仅仅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更严重的是造就了不少没有人格底线的人。 这就要来审视我们的“人才”观了。正因为我们对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有紧迫感，所以就特别重视“才”。这种急功近利的结果呢？不但“杰出人才”的培养仍是问题，而且轻视对“人”的素养的培养会造成更严重的问题。我们讲人的素养，是一个真正的“人”所应具备的基本做人准则，是人格底线。爱因斯坦早就说过：“学校的目标应该始终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 戴安娜王妃也多次对她的长子威廉说，“你在成为王子之前，先要成为一个人。”他们讲的都是先做人，再成才。因此在我看来，中国教育的首要问题，还不是如何培养“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如何培养真正的“人”的问题。 以上是我对当前中国教育问题和这些问题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的三个观察，可以用“均值”和“方差”来概括： 一是我们的优势是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均值”较高，这对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起了推动作用。 二是我们的劣势是基础知识特别是能力的“方差”太小，杰出人物太少。这就导致创新不足，对未来中国经济以创新驱动发展非常不利。 三是教育除了为发展经济服务的功利作用之外，教育对人的素养培养和人的价值塑造以及对文明社会建设更为重要，而人的素养的“均值”低却“方差”大，是中国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掣肘。
2016-03-28
在时下颇为流行的关于中美教育的比较中，一个看起来是悖论的现象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 一方面，中国学生普遍被认为基础扎实，勤奋刻苦，学习能力——特别在数学、统计等学科领域——超乎寻常，在国际大赛中屡屡摘取桂冠，将欧美发达国家的学生远远甩在后面。去年上海学生在国际学生评估测试中的表现尤其令人振奋 。 另一方面，中国科学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整体地位不高，能够影响世界和人类的重大科研成果乏善可陈，特别是至今没有本土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事实令人沮丧，难怪钱学森先生临终之前会发出最后的拷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与此类似的另外一个看起来也是悖论的现象是： 一方面，美国基础教育质量在世界上被公认为竞争力不高，就连美国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和其他国家——特别是和中国、印度——相比，美国学生在阅读、数学和基础科学领域的能力和水平较差，在各种测试中的成绩常常低于平均值； 另一方面，美国的高等教育质量独步全球，美国科学家的创新成果层出不穷，始终引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 一个水平很低的基础教育却支撑了一个水平最高的高等教育体系，这也许是世界教育史上最吊诡的现象之一。 在通常情况下，优秀的学生和优秀的学者之间存在某种正相关关系。虽然不是所有的优秀学生最后都能成长为优秀的学者，但优秀的学者在学生时代通常都会比较优秀——尽管也会出现例外。 也就是说，就整体而言，优秀学生的基数越大，未来从中涌现出优秀学者的可能性就相应越大，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他（她）们当中谁最终会脱颖而出； 反过来，如果优秀的学生和优秀的学者之间不存在这种正相关关系，换句话说，如果优秀的学者并不依赖于优秀的学生而产生的话，那么，人类社会就没有必要建立正规化的教育系统。 然而，当下的中国教育正在验证我们的担忧：优秀的学生和未来优秀学者之间的相关性似乎并不显著。如果事实果真如此，我们就不禁要问：我们的教育是有效的吗？这也促使我们反思： ／ 到底什么才是有效的教育？／ 教育是否有效要看它是否帮助人们实现了教育的目的。然而，今天越来越多的我们——无论是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已经渐渐忘记了教育的目的。 恢复高考以来的三十多年里，我们一直在不停地奔跑，跑得越来越快，也越来越累，却很少停下来问一问自己，我们为什么要奔跑？ 教育似乎正在变成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得不去完成的例行公事：教师上课是为了谋生；学生上学是在义务教育阶段是国家规定，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是为了通过上一级的考试；校长看上去像是一个企业的总经理；大学正遭到各种各样的逃离，等等。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出教育的有效性正在慢慢消失。 从比较的角度看，关于教育的目的，中国——甚至整个东亚社会——和美国的教育似乎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以科举制的终结为分水岭，中国教育史可以被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 古代中国的教育实质上是一种关于社会和人生的伦理学训练。教育固然有其功利化的一面：“学会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学而优则仕”，等等； 但另一方面，教育也有其超越性的一面：学生们通过反复阅读经典的经书来完善自己的道德，管理家族和宗族事务，进而服务于国家和天下苍生。 这一点在《礼记·大学》里表达得非常清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从某种意义上说，后一种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教育甚至远远超过了它的功利性。因此，即使在晚明和晚清政治社会极度腐败的情况下，依然有不少杰出的知识分子恪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在极其艰难的境况下维系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命脉。 科举制废除之后，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的颠覆性变革，中国教育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由此形成了一整套语言、学制和评估体系。 20世纪50年代全面转向苏联教育模式仍然没有脱离这一历史进程，只不过是学习的方向和内容发生了转换而已。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教育再度转向以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为对象的借鉴和学习。 这一源于特殊历史环境下的教育体系尤其强调功利性的一面，即教育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的某种问题而存在的：教育为了救国；教育是实现现代化的工具和基础，等等。 到了当代，教育更加呈现出相当显著的工具性特征：学生们希望通过教育获得一些“有用”的技能，使他（她）们能够通过竞争激烈的考试，增强他（她）们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进而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 如果教育不能帮助他（她）们实现这些目标，他（她）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弃教育——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读书无用论”渐渐开始抬头的思想根源。 美国教育的目的是为社会培养合格的或好的公民。它也有功利性的一面，但其功利性不肯直接示人，而是附着于公民教育背后的产物。 越是优秀的教育机构，越强调教育对人本身的完善。即使是公立教育机构，也依然把提高本州人民素质作为最根本的教育目标。 因此，实用主义哲学最为盛行的美国，在教育领域却非常地“不实用主义”：越是优秀的教育机构，教给学生的越是些“无用”的东西，如历史、哲学，等等；越是优秀的学生，越愿意学这些“无用”之学。 实际上，美国学生之所以基础差，和美国中小学的教学方式有直接关系。 美国教育界深受古希腊苏格拉底“产婆术”教育思想的影响，强调教育是一个“接生”的过程，教师就是“接生婆”，人们之所以接受教育是为了寻找“原我”以不断完善自身。 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知识非他人所能传授，主要是学生在思考和实践的过程中逐渐自我领悟的。 所以，在美国课堂里——无论是大学、中学还是小学——教师很少给学生讲解知识点，而是不断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引导学生自己得出结论。 教师通常只在最后提纲挈领地把知识点做一总结而已。学生的阅读、思考和写作的量很大，但很少被要求去背诵什么东西。 美国学校教育是一个观察、发现、思考、辩论、体验和领悟的过程，学生在此过程中，逐步掌握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寻找资料、得出结论的技巧和知识。 虽然他（她）们学习的内容可能不够深不够难也不够广，但只要是学生自己领悟的知识点，不仅终身难以忘记，而且往往能够举一反三。 与之相比，中国学校教育深受孔子“学而时习之”思想的影响，老师把知识点一遍又一遍地教给学生，要求学生通过不断地复习背诵，使之成为终身不忘的记忆。 这种教学方式对于传统的人文经典教育是有效的，但对于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教育而言，其弊端显而易见：学生的基础知识普遍比较扎实，但也因此束缚了思想和思维，丧失了培养创新意识的机会。 从教育的目的和教学方式出发，中国和美国关于“教育有效性”的理解可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提高教育有效性的关键在于如何把价值观教育自然而然地融入到教育的全部过程之中。 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统一的高考录取体制对基础教育的制约和影响，以及社会外部环境的变化，教育的过程正在逐步被异化为应付考试训练的过程。 目前，这个过程正在向低龄化阶段发展。由于“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比拼心理，对儿童的早期智力开发正在进入历史上最狂热焦躁的阶段。越来越多的孩子从教育中不能享受到快乐，不快乐的时间一再提前。 教育提供给人们的，除了一张张毕业证书外，越来越难以使人感受到精神的愉悦和心灵的平和。反社会的行为越来越严重。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下决心通过大学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来逐步扭转这一局面。 然而，当下的社会舆论环境、公众对于教育公平的简单理解和忧虑以及缺乏信任度的社会文化心理，都进一步强化了教育过程中对“选拔进程的负责度与选择结果的公正性”的非理性追求，进而加大了改革所面临的阻力并可能削弱改革的效果。 此外，正如储蓄不能直接转化为投资一样，学生所具有的扎实的基础知识如何转化为提供创新思想的源泉和支撑，也是中国教育界所面临的另一个严峻的挑战。 对于美国而言，“诱导性接生教育”固然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创造力，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另一方面的问题，即容易忽视对于基础知识的系统传授和扎实训练，由此导致美国学生普遍在数学和其他基础学科领域表现不佳。 自20世纪60年来以来，美国教育界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且努力通过各种途径加以改善。 比如，众所周知的AP课程就是为了提高美国高中课程的严谨性而创造出来的新体系； 再比如，由于学生的基础知识不够扎实已经影响到大学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迫使许多顶尖大学不得不提供短期强化课程对新生进行“补课”； 还比如，近年来美国联邦政府大力推广的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 MATH，即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课程体系，更是在国家层面上力求强化美国学生的理工科基础的重要举措，等等。 面对中国等其他国家的挑战，许多美国教育界的领导者忧心忡忡，呼吁美国应当建立一个更严格的教育体系来培养更多的熟练劳动者以增强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 于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当中国正在大规模从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教育模式转向美国教育模式的时候，美国教育界却似乎在通过统一课程标准等方式从相反的方向向中国式教育靠拢。 从根本上说，提高教育有效性的努力需要对教育的更大投入，更有自信，也更有耐心。教育固然应当为社会经济服务，但更重要的，教育要改善人心，实现教化。 也许，最终判定一个国家的教育是否有效的标准，并不在于建立了多少学校，盖了多少大楼和教室，入学率以及工程师的数量等等看得见的数据，甚至不在于培养出了多少国际学术界的领军人物，而是在于，通过教育，这个国家的人民是不是变得更加文明、更加从容、更加友善，更加有道德等等看不见的感觉。无论对于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这才是更富于价值，更为根本因而也更为有效的教育。